作者簡介
雅羅斯拉夫·塞弗爾特於1901年9月23日生於布拉格日什科夫區一個工人家庭。由於家庭條件有限，塞弗爾特中學還未畢業就步入社會，投身於新聞工作和文學創作活動。他先任職於《紅色權利報》，後到布爾諾的《平等報》任編輯，並為《人民權利》、《六月》、《樹幹》等報刊撰稿。當時，捷克人民正處於為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而鬥爭的動盪年代，塞弗爾特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積極投身革命，並參加了共產黨。
1921年，賽弗爾特的第一部詩集《淚城》問世。該詩集一改老一輩無產階級詩人的作品風格，摒棄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猛烈抨擊和控訴，而主要表達了詩人對人民深切的同情和熱愛，謳歌光明美好的未來，記錄了詩人內心的激情及對詩的理解和追求，即溫情甚於憤怒。代表詩篇如《最恭順的詩》。
20年代，賽弗爾特受西歐哲學思想和各種文藝流派的影響，成了當時捷克最有影響的現代派文學團體「旋覆花社」的主將。這讓他直接退出共產黨，開始接受了純詩主義、超現實主義，主張詩人要離開社會鬥爭的旋渦，去追求「純粹的詩」，宣揚詩的「自我表現」的魅力，為藝術而藝術，還一度宣稱「詩即遊戲」。這一時期的作品主要是詩集《全是愛》（1923）、《無線電波》（1925）、《信鴿》（1929）等。
30年代，塞弗爾特進入創作的成熟期，先後發表了《裙兜里的蘋果》（1933）和《維納斯之手》（1936）兩部詩集。
1936年後，由於納粹德國的威脅和《慕尼黑協定》的簽訂，詩人的祖國處於危難之中，這大大地激發了詩人的愛國主義熱情。他成功地創作了《別了，春天》（1937）、《把燈熄掉》（1938）、《鮑日娜·聶姆曹娃的扇子》（1940）、《身披霞光》（1940）和《石橋》（1944）等詩集。
1945年，捷克獲得解放。此後三年，他在國家總工會機關報《勞動報》任編輯，主編文學月刊《花束》，並繼續從事詩歌創作，先後出版了詩集《泥盔》（1945）和《浪跡江湖的窮畫家》（1949）。從1949年開始，塞弗爾特解除一切職務，成為專業詩人。
50年代，詩人發表了《維克托爾卡之歌》（1950）、《母親》（1954）和《少年與星星》（1956）等詩集。
50年代後期，塞弗爾特憑著自己的藝術良知竭力反對當時存在於國內文壇的「千人一面，千部一腔」死水一潭的局面。他還曾帶頭批評當局的文藝政策和個人崇拜，因而受到公開批判，導致多年中斷創作。直到60年代中期他才重返詩壇，此後相繼出版了《島上音樂會》（1965）、《哈雷彗星》（1967）、《鑄鐘》（1967）、《皮卡迪利的傘》（1978）、《避瘟柱》（1981）、《身為詩人》（1981）等詩集。這些詩集中的《春天的眩泯》、《壁毯之歌》、《皮卡迪利的傘》和《鬼怪的嚎叫》等都是有代表性的名篇。
塞弗爾特從事文學創作60餘年，共有30部詩集，以及散文集《伊甸園上空的星星》（1929）和回憶錄《世界美如斯》（1982）等。此外，他還翻譯過俄國詩人勃洛克和法國詩人阿波利奈爾等人的作品。塞弗爾特是一位勤於探索、勇於創新的真誠的詩人，他把報效祖國人民、忠於藝術良知作為自己畢生的追求，正如瑞典學院授予他諾貝爾文學獎的授獎詞中所說，「他的詩富有獨創性、新穎、栩栩如生，表現了人的不屈不撓的精神和多才多藝的自由形象」。
作品賞析
1.作品介紹
自30年代，塞弗爾特的創作進入成熟期，風格發生了一些轉變，已經不再執著為藝術而藝術。這時，他先後發表的《裙兜里的蘋果》和《維納斯之手》，還殘存著一些懷疑主義和悲觀主義的痕跡，但是詩人已不甘心於孤獨和囿於「自我」，而是在自己心中重新燃起了對童年和對故鄉的美好感情。
「二戰」中，詩人的創作再次發生轉變，面臨國將不國，他怎能袖手旁觀。這時所作的《祖國之歌》被認為是塞弗爾特最優秀的愛國主義詩篇。《別了，春天》不僅表現了詩人對童年和青春的美好回憶和眷戀之情，還反映了詩人對祖國母親無限的愛。《把燈熄掉》表現了詩人對捷克人民命運的焦慮，是詩人用以激勵人民的佳作。加上另外其他幾部詩集，一同表達了詩人對祖國、對捷克民族文化傳統的熱情謳歌和讚頌，唱出了當時人民的共同心愿，同時也起到了教育和動員人民起來抗爭的良好作用。
捷克解放後，百廢待興，詩人繼續用他的詩歌表達愛國主義傾向，其中《泥盔》是他愛國主義抒情詩集中最好的一部。在這一詩集中，詩人熱情地謳歌了英勇的人民，歡慶祖國的解放。
50年代的作品中，《維克托爾卡之歌》是根據捷克著名作家聶姆曹娃的代表作《外祖母》中的一個姑娘的悲慘命運寫成的。作品對當時不合理的社會現實提出了控訴。之後，詩人因帶頭批評當局的文藝政策和個人崇拜，而受到公開批判，擱筆多年。同一時期發表的《母親》則是詩人獻給他親愛的媽媽的，塞弗爾特在該詩集中表達了對母親深情且執著的愛。母親的光輝猶如燦爛的陽光，始終照亮他的前程，母親的諄諄教導給了他人生的啟迪，母親的美德哺育了他正直的品格，母親的關心溫暖著他的心田。《母親》被認為是一部有高度思想性和藝術性的作品，曾獲得國家獎。
60年代詩人重返詩壇後，發表了一連串的抒情詩和敘事詩，它們既有對青少年時代的回憶，對親友的懷念及對祖國和首都布拉格的讚美，也有對愛情的歌頌和對女性的戀慕，還有對人生的回顧和對死亡的想像，如《島上音樂會》、《哈雷彗星》、《鑄鐘》。七八十年代，詩人的創作融匯了飽經人世滄桑後的深沉思考、對人生真諦的內心感受和對詩人使命的真誠認識。詩風趨於平穩，語言更加明晰，平易中還帶有一點幽默，例如《皮卡迪利的傘》、《避瘟柱》、《身為詩人》。
2.經典聚焦
塞弗爾特一生創作詩歌60餘年，期間歷盡滄桑，但總體來說風格變化並不很大，總離不開一個對自然對生活的歌頌和熱愛。這一主題好比一條緩緩流動的大河，偶爾飛濺出的一些浪花為它帶來一些新景色。
塞弗爾特深知一點，詩歌的美與矯飾無關，所以他執著一生去發掘生活之美，卻從不拔高這些美，而是用樸素的語言來加以表現。如《牽牛花》：
路邊壕溝旁，
爬滿了長長的青藤，
小花杯里盛著一滴甘露，
獻給你潤潤嘴唇。
路人的腳步頓時變得輕快，
仿佛嘗到一杯名貴的美酒瓊液；
鍋爐的孩子說什麼？他感到了。
是媽媽在呼吸，散發出沁人的香氣。
牽牛花是生活中最普通的花，詩人也並未另加粉飾，但你卻感到它原來是如此的舉足輕重，讓你不僅努力地翻找記憶，看是否在腦海深處被久遠地遺忘了一朵這樣的牽牛花。
塞弗爾特後期的詩歌，寫作題材拓寬了，除了繼續抒寫生活中的美與愛情，追懷往事外，還多了對年老和死亡的沉思。這不僅是因為他的生命到了暮年，也不僅是因為他經歷了包括兩次大戰在內的殘酷的歷史，更是由於時間的變化使他的思想和詩藝變得更加深邃和精湛了。他的調子更加富於沉思，更加沉鬱，也或多或少帶上了一點虛無的色彩。
當一個人老去，
就連潔白的雪也使他厭倦。
而當我在夜晚注視著天空，
我不曾尋找著天堂。
我更加害怕那個黑洞，
在宇宙邊緣的某個地方。
它們比起鐘聲還要更加可怕。
正如吉比亞所評論的那樣，塞弗爾特的詩歌具有陽光般的品質。但有陽光的地方必然就有陰影，塞弗爾特的調子在整體上是抒情的，在一定程度上顯得輕鬆明快，但他的詩，尤其是晚年的詩也並不缺少陰鬱和悲哀，更不缺少對罪惡的譴責和對歷史的思考。它所害怕的那個「黑洞」是什麼，竟比死亡的鐘聲還可怕。的確，生活遠非那麼美好，有醜惡和罪行存在，但他試圖發現並向讀者提供那些美好的事物，以此來對抗罪惡和暴行，所以他不試圖去尋找天堂，而是凝望著黑洞。在塞弗爾特的詩歌中，我們看到歌頌美和譴責惡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都非常重要，均有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