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海因里希·伯爾於1917年12月21日生於科隆一個木雕匠家庭。1937年，伯爾中學畢業後到波恩的一家書店當學徒，從此開始練習寫作。1939年伯爾考入科隆大學攻讀德國語言文學，不過很快便應徵入伍，輾轉於法國、羅馬尼亞等地作戰。1945年4月，伯爾被俘，同年年底被遣送回國，進科隆大學繼續學習。
1947年，科隆開始發表小說，同年加入「四七」文學社。「二戰」結束後，德國文學在一片廢墟中開始了重建工作。伯爾作為新一代作家，既親身經歷過戰爭，又有下層人民生活的體驗，於是立志通過文學作品重拾戰後傷痕累累的人的精神，讓人們從恐怖的戰爭中認清過去，清算歷史，開始新生活。基於此，他的早期作品有中篇小說《列車正點到達》（1949）、短篇小說集《過路人，你到斯巴……》（1950）等。其中，《列車正點到達》講述一個名叫安德烈亞斯的士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遭遇，特別是他在這場惡戰中的思想活動過程，表達了作者對戰爭憤怒譴責的立場。這部小說後來成為德國「廢墟文學」的代表。短篇小說《過路人，你到斯巴……》描寫一個尚未成年的中學生在無知的情況下淪為戰爭犧牲品的故事。作者並沒有正面描寫戰爭的殘酷，而是通過主人公的內心活動和獨白細膩地刻畫了一個「炮灰」的意識活動，從側面有力控訴了法西斯的罪行，意義深刻。
進入50年代，伯爾開始專事文學創作，由此進入一個創作新階段。他開始開闊視野，直擊現實生活，描寫「小人物」在戰後經濟復甦過程中的悲慘境遇，抨擊社會各種不公正現象，批判軍國主義復辟思潮。1953年發表的長篇小說《一聲不吭》正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1959年發表的長篇小說《九點半打撞球》則通過費邁爾家家庭成員的談話、回憶、內心獨白，多角度地展現了這個家庭的歷史，從而再現了半個多世紀的德國歷史，以此告誡人們要警惕軍國主義的復活。
1963年，伯爾發表了長篇小說《小丑之見》，以內心獨白的手法，描寫了一個丑角演員在教會的迫害下，愛情、事業都招致失敗的故事，同時以他這個局外人的視角，對國家、經濟、社會、倫理道德、意識形態等都做了全面的揭露、諷刺和批判。
從1971年至1974年，伯爾曾擔任國際筆會主席。這讓伯爾的創作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手法上都達到了高峰。作品大多以普通老百姓在社會上所受的種種迫害為主題，以批判的眼光審視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問題。長篇小說《與一位女士的合影》（1971）應運而生。
1974年發表的中篇小說《喪失名譽的卡塔琳娜·勃魯姆》也是伯爾的重要作品。另外還有長篇小說《監護網》（1978），用以揭示了「福利社會」平靜表層下潛伏著的社會危機。伯爾生前付印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面對大河秀色的女士們》，也是一部針砭時弊的力作。
除小說創作外，伯爾還留有不少的隨筆、評論和廣播劇，出版的有《隨筆、評論、演講集》（1967）和廣播劇集《博士的茶會》（1964）。
1985年7月16日，伯爾在艾費爾山區的朗根布依希寓所中去世。
作品賞析
1.情節復原
萊尼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德國，她聰明、美麗，18歲時，父親看重其長相標緻，對男人具有吸引力，於是萊尼就這麼不明不白地離開學校，進了父親開辦的建築辦事處，成為父親招攬生意的工具。
很快，德國發動了法西斯戰爭。當時，她的初戀情人也是他的表兄艾哈德由於不滿於法西斯侵略戰爭，而死在了法西斯手中。這段美好的愛情就此告終。之後，萊尼在父親的營造廠慶功時，結識了德國國防軍職業軍士阿洛伊斯，天真的萊尼瞬間愛上了他。二人很快結婚，但新婚三天過後，阿洛伊斯便被召回前線，幾天後便在戰爭中喪命，阿洛伊斯成了寡婦。
這時，父親投機破了產，21歲的萊尼從資本家大小姐淪為成為花圈廠女工。憑藉自己的心靈手巧，萊尼很快成為一個扎花圈的能手。在法西斯侵略戰爭失敗的前夕，萊尼愛上一個在花圈廠做工的蘇聯戰俘博里斯，萊尼毫無顧忌地開始了同居生活，並在炮火紛飛中懷孕生子。戰爭結束後，博里斯被美軍俘獲，當萊尼歷盡千辛找到情人時，他已成為墓中人。23歲的萊尼再度成為寡婦。
戰後，為了生活，萊尼開始向外國人出租自己的房子，並教他們的孩子唱歌，而這一行為惹怒了那些痴迷於萊尼的姿色又得不到她的男人們。他們圍攻她，罵她是「賤貨」、「破鞋」、「共產黨的婊子」、「俄國佬的姘頭」，還製造事端將她的兒子萊夫送進監獄。在這種惡言中傷下，48歲的萊尼在無疾病的情況下退了職。她穿著舊時衣服，用著舊時家具，過著「沉默寡言」的生活，但她既不怨天尤人，也不飲悔於懷。她對這個世界想不明白，因為她根本不知道造成她一生悲劇的是不清楚資本主義制度、法西斯侵略以及資產階級道德的淪喪。
2.主要人物
萊尼：制度和戰爭下的受害者
女主人公萊尼是一位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德國法西斯侵略戰爭中屢遭不幸而又不被人理解的無辜受害者的典型形象。
少女時代的萊尼聰明、美麗，具有一定的音樂天賦。但教會學校的「學非所宜，教不得法」扼殺了萊尼對感性知識有著強烈興趣的天性。最後，萊尼因宗教和數學不及格而被勒令退學。
後進入寄宿學校後，那種刻板的教學內容更令她反感。有一次，她因在領取聖體的活動中主動了一點，便觸動了教會的禁戒，被處罰兩年之後才准領取聖體。正是這種舊有的腐朽的教育制度坑害了萊尼的一生。
但萊尼並未成長成一個腐朽的資本主義小姐，相反，她在艱難的環境下成長為一個正直善良的勞動婦女,她有時純樸到天真的程度。她甚至不願按照資本主義社會的處世哲學生活。家庭破產後，她成為一名出色的花圈場工人。她心地善良，一貫助人為樂，我行我素，她不善穿著打扮，對生活要求不高，每天早晨能吃到兩個新鮮的小麵包就感到心滿意足。她並非一個大人物，而是一個十分典型的小人物，雖然她的遭遇是不公正的，是悲慘的，但她身上卻體現出一種小人物的獨特秉性，即頑強且平凡地同那些社會眾生相對抗著生存著，絕不同流合污。
老格魯伊滕：典型的社會人
老格魯伊藤本是一介泥瓦匠，但他對自己的前途和命運有著精心的分析和安排，他深知自己一無所有，要想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只有通過婚姻的捷徑。於是，他娶了一位富有的建築師的女兒，由此得到豐厚的陪嫁，從而奠定了他的經濟基礎。接著在希特勒上台之際他看準時機，承包了希特勒西線的軍事建築工程，到「1943年初達到飛黃騰達的頂峰」，一躍成為暴發戶。
可以說，老格魯伊滕是個成功的社會人，他以積極的人生態度與理性的思考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終於走向輝煌。他是個徹頭徹尾的資本家，在他眼中，一切都圍繞著金錢和利益計算。他看中女兒的長相，故意把女兒安排進工廠，帶在身邊，為的是幫他招攬生意。不過，他的金錢觀也僅限於此，世俗的物質生活也從未使他淪為物資與金錢的奴隸，他的寬厚仁慈的人性未被金錢異化。他對待員工特別寬厚，與員工的關係親切融洽，「他叫得出他們每個人的名字，也知道他們老婆孩子的名字」。同時，他還嚴格遵守傳統的倫理道德不敢越雷池一步，這表現在他並不愛妻子，就連年輕的女僕都對他極有吸引力，但他從未突破道德底線背叛過妻子。大概正是由於他對社會的肯定與認同，社會也認同肯定了他。他在他的生存環境中，如魚得水，躊躇滿志，博得了各色人的尊敬和欽佩。
佩爾策：被金錢異化了的人
佩爾策是花圈廠的老闆，是一個熟諳社會規則、刻意投機鑽營的社會人。佩爾策對社會法律法規了如指掌，但他的目的卻並非遵紀守法，而是鑽法律的空子，達到發財的目的。正如他說的，這個社會並沒有道德，只要不被人抓住就好。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天不怕地不怕，連死人嘴裡的金牙也不放過，」靠這樣他發了一筆小財。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看準了死人生意，於是開辦了花圈廠，弄虛作假，將用過的花圈和飄帶反覆使用，賺取昧心錢。不過就算這樣，他也並非一個完全泯滅人性的人，他仍有同情心，他始終是萊尼的幫助者。「二戰」中，他好心收留萊尼，並冒著生命危險掩蓋萊尼與蘇聯俘虜的地下情。「二戰」後，當萊尼無家可歸時，他又為她四處奔走。因此，佩爾策雖是個被金錢異化卻並沒有完全泯滅人性的社會人。
維爾納和庫特兄弟：六親不認的人
維爾納和庫特兄弟的泯滅人性可以表現在三點上。其一，是對其母親的「六親不認」。兩兄弟為此找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即「她三句話不離『亂彈琴』」，「她偷人養漢」，「她反宗教反教會」。其實母親的行為是出於對政治制度的不滿、對傳統道德倫理的違背、對基督教的否定。而這些觸犯了他們所認同的社會價值觀，所以都不認她。
其次，他們對恩人萊尼的「六親不認」。萊尼母親是兄弟二人的教母，兄弟倆最大的產業的還是當年教母送給他倆的那塊土地，萊尼一家可以說是他們的再生父母。一開始，他倆對萊尼倒是也進行了一些幫助，「二戰」後萊尼無家可歸，他們便拿出幾間房讓她轉租，只象徵性地收取一點房租。但萊尼只拖欠了一次房租，他們便毫不留情地將她趕出家門。其實，他們趕走萊尼的根源不在於金錢而在於沒有辦法接受，萊尼的那種「始終不渝地拒絕任何形式的利潤思想」。萊尼在用他們的房子大施善心，這違背了兄弟倆所認同的社會規則，所以他們要把萊尼趕出去。
第三，兄弟倆人還出賣教子。萊尼的兒子萊夫是他們的教子，但做教父的卻將教子告上了法庭，讓他被判入獄，而他們卻認為自己的作法十分正當。可見，維爾納和庫特兄弟的「六親不認」並非金錢的緣故，而是建立在法律、宗教、秩序、規則的判斷標準上的，一旦有人違背了這一標準，哪怕是自己的親人、恩人，他們都一律六親不認。
瑪格麗特：最無私崇高的妓女
瑪格麗特的所作所為，讓人們不得不認為她是一個妓女，但了解她的人卻會為她竭力辯解：「她絕不是一個妓女，甚至不是一個朝三暮四、水性楊花的女人」，可是瑪格麗特為何做出妓女的事呢？朋友們說「她絕非為了金錢，也絕非為了滿足自己的情慾」，「怪只怪她這個人身上討人喜歡的東西太多了，把它們施捨出去，乃是她天生的本領。」顯然，瑪格麗特將自己的身體當成了一種施捨，她確實當時一個無私的富有崇高的自我犧牲精神的人。正因為如此，了解她的人都稱她「善良的瑪格麗特」、「熱心腸的女護士」，但在大多數人眼中，她仍舊是一個妓女，她的犧牲並不被社會所認同。
3.藝術特色
《與一位女士的合影》從萊尼少女時期，即20世紀30年代中期寫起，一直寫到她48歲即1970年，橫跨納粹統治時期、戰後時期直至70年代初期。通過短短几十年的時間裡的一些人世變遷，小說向讀者展示了一幅斑駁陸離的歷史畫卷。表面上，小說是在寫一個女人的身世，但實際上直指的是她背後還有更深廣的東西，比如納粹的統治，對猶太人的迫害，希特勒的擴軍備戰，德國人民深重的苦難，對戰斧的虐待和屠殺，政治的腐敗、社會風氣的敗壞，等等。通過各色人物的眾生相，作者從政治、經濟、道德觀念等多方面對資本主義社會現實作出深刻的批判。
小說內容豐富，構思獨特，情節縝密而生動，文筆老辣。在敘事上，雖然小說通篇以「女士」萊尼為主線，但萊尼幾乎始終隱藏在幕後，並沒有出場。作者卻把一名記者推到台前，讓他向各色人物打聽萊尼這一主人公的人物事跡，並將其娓娓道來。而這些知情人往往在談話中連帶出自己的一些經歷，表明自己的一些看法，自然也就反映出他們的個性，而這就形成了圍繞我們的「女士」所展開的「眾生相」。這些「眾生相」一個個栩栩如生，個性鮮明，她們的言談舉止、神態風采就那樣躍然紙上。
整部小說最成功的地方是極富藝術性的結構框架。乍一讀起來，作品像是信手拈來，其中穿插了太多的東西，顯得臃腫而鬆散，但深度下去不難發現其筋脈相連、息息相關，細微之處見精神，對照處見深意。
《與一位女士的合影》沿用的是現實主義手法，作者舉重若輕的藝術功力和豐富的想像力，都令人嘆為觀止。例如當萊尼和同時講述1945年3月2日的那場大轟炸時，其場面如此慘烈驚人，似乎身臨其境。像這樣繪聲繪色的描寫在小說中到處都是，讓人讀了仿佛置身其中，觸目驚心。
伯爾更是個善於運用語言文字的大師，他為了突顯敘述的真實性，乾脆將「筆者」採訪的對象談話原封不動地記錄下來，將講述者的神態刻畫得活靈活現。小說中還喜歡用一些字母縮寫來替代一些富有感情色彩的字眼，比如「W」代表「哭」「T」代表「眼淚」，「G」代表幸福等，顯得語言凝練又含蓄，辛辣又幽默。
《與一位女士的合影》打破了傳統小說的模式，它以眾多人物的回憶、插話、追敘組成，這種多視角的敘事手法使得時空、情節經常出現大幅度的顛倒、跳躍，顯得極具藝術特色。德國評論界一致認為它是伯爾最「為五彩繽紛、包羅萬象的作品」，它「汲取了他過去許多作品中的主題思想、人物性格、行為方式、個性發展和精神面貌」。這部作品被譽為伯爾「小說創作的皇冠」。作品問世的第二年，瑞典文學院便將該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伯爾，以表彰他在創作中「憑藉他對時代的廣闊視野，結合典型化的靈敏技巧，對復興德國文學做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