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屆諾貝爾文學獎

  作者簡介

  鮑里斯·列昂尼多維奇·帕斯捷爾納克於1890年2月10日生於莫斯科,一個猶太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莫斯科美術學院教授兼著名畫家,母親是一位才華出眾的鋼琴家。父親的摯友是鼎鼎有名的大文豪列夫·托爾斯泰以及奧地利著名詩人里爾克等文藝界名人,因此帕斯捷爾納克從小就認識這些人。其中,里爾克啟發了他對詩歌的愛好,是他一生喜愛的詩人。俄國著名作曲家斯克里亞賓是他的鄰居,受其影響,帕斯捷爾納克曾立志當音樂家,在音樂學院教授指導下學習音樂理論和作曲。

  1909年,帕斯捷爾納克入莫斯科大學法律系,後轉至歷史哲學系,1912年還曾赴德國馬爾堡大學攻讀德國哲學。早在大學時代,帕斯捷爾納克就已開始發表詩作,並參加象徵派和未來派詩歌團體的活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帕斯捷爾納克回國,因腿部有殘疾而免服兵役,暫在烏拉爾一家工廠當辦事員。十月革命後他從烏拉爾返回莫斯科,任教育人民部圖書館職員。1913年,他同未來派詩人交往甚密,在他們發行的雜誌《抒情詩刊》上發表詩作,並結識了勒布洛夫和馬雅可夫斯基。這對他日後的創作產生深厚的影響。

  1914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詩集《雲霧中的雙子星座》,從此以後,接二連三地作品誕生,包括詩集《超越障礙》(1916)、《生活啊,我的姐妹》(1922)、《主題與變奏》(1923)及中篇小說《柳威爾斯的童年》(1922)、《空中路》(1924),自傳體散文《安全證書》(1931),確立了他在詩壇上的地位。其中,《生活啊,我的姊姊》集中體現了他的美學觀點:著重表現人與大自然的一致性。1924年發表的長詩《崇高的病》中塑造了列寧的形象。《安全證書》則是一部回憶自己生活道路的自傳體中篇小說。此外,1931年出版了詩體小說《斯波克托爾斯基》,1932年出版了詩集《重生》等。

  帕斯捷爾納克具有獨特的捕捉瞬間感受的才能,善於描寫大自然的「心情」,其詩非理性成分較多,充滿主觀臆想和唯美主義的色彩,文字艱深難懂,句法變化莫測,隱喻新穎奇特。高爾基曾表示,他的詩「印象和形象之間的聯繫,過於纖細,幾乎難以捉摸」。

  十月革命後的蘇聯現實對帕斯捷爾納克的創作影響很大。未來主義運動受到嚴厲批判,帕斯捷爾納克於是竭力想改變自己的創作方向和創作手法,甚至確立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在這個背景下,他於1926年寫成長詩《施密特中尉》,接著又發表長詩《1905年》。藉此,詩人將視角轉到現實與歷史方面來,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蘇聯反法西斯戰爭前夕,詩人完成了組詩《在早班車上》(1943),1945年又出版詩集《遼闊的大地》,這些詩歌的語言趨向明朗,形象簡潔,吸收了古典詩歌簡樸清新之美,克服了早期作品中刻意雕琢的弊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帕斯捷爾納克的詩歌被斥責為缺乏思想性、人民性和非政治化的典型。1948年,帕斯捷爾納克著手創作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講述的是一個知識分子在十月革命前後30多年間的歷史變革中遭受的坎坷命運。於1956年完成後送往《新世界》雜誌編輯部,結果遭到退稿。作家不得不將稿子送到國外,交給義大利一家出版社,1957年11月,該社在米蘭出版了義大利文譯本。

  1956到1957年,帕斯捷爾納克編著了《詩集》,集中表現了他早年在《生活啊,我的姊姊》中所確定的那種美學觀點,著重表現人與自然的一致性。1956年至1959年間,作家著手創作最後一部詩集《雨霽》。就在他去世前的幾個月,作家仍然筆耕不輟,創作農奴制歷史劇三部曲《盲美人》,只是還未完稿便於1960年因肺癌與世長辭了。

  直到1986年,蘇聯作家學會才正式為帕斯捷爾納克恢復名譽,並成立帕斯捷爾納克文學遺產委員會,決定為其建立紀念館,並為其出版全集。

  作品賞析

  1.情節復原

  故事發生在19世紀初,沙皇時代後期。尤利·日瓦戈的父親因受事業夥伴的陷害而自殺身亡,於是日瓦戈由舅父尼古拉一手帶大。日瓦戈在莫斯科接受了高等教育而成為一名醫生,同時還是位多情的詩人。

  在女病人安娜的安排下,尤利結識了她的女兒冬妮婭,並很快確定了關係。

  日瓦戈在當實習醫生時遇到一個服碘自殺的寡婦艾瑪莉亞,原來這個女人得知情夫科馬羅夫斯基和16歲的漂亮女兒拉拉發生了不倫關係。而尤利的朋友米夏告知日瓦戈這個情夫科馬羅夫斯基就是當年陷害他父親的兇手。

  1905年,莫斯科發生暴動起義,拉拉的朋友帕莎也加入到了起義中。然而,這場起義最終引發了警察的暴力制止,混亂中,拉拉救了帕莎。不久後,拉拉的母親去世,而日瓦戈正好看到拉拉槍擊科馬羅夫斯基。

  日瓦戈和冬妮婭結了婚,並育有一子沙夏。與此同時,拉拉和帕莎結了婚,兩人決定婚後遠遠離開科馬羅夫斯基。兩人本來在拉拉烏拉山申請到了小學教師的工作,拉拉還生下一個女兒卡雅。然而,帕莎後來得知拉拉同科馬羅夫斯基的關係,一氣之下去了前線,很快傳來他已經失蹤的消息。為了尋夫,拉拉上了前線做了戰地護士。

  當時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日瓦戈也成為一名隨軍軍醫。就那麼一天,他被炮彈炸昏了,醒來卻看到一個天使般的護士拉拉,而這個女人是他前半生有幸見過兩次的女人。日瓦戈得到拉拉的精心照顧後很快康復,兩人從此並肩工作,逐漸產生情愫。然而戰爭很快結束,日瓦戈便回到莫斯科的妻子和兒子身邊。

  那時是1917年,十月革命幾乎改變了整個社會。尤利以前的大房子被徵用,裡面住了6個家庭。日瓦戈因為是知識分子而被當局敵視,在朋友的勸說下他想要離開莫斯科,去往瓦雷金諾,那兒還有一棟妻子冬妮婭的祖上留下的房子。

  途中,他遇到一個烏拉山的紅軍領袖,殘酷地對付那些為白軍提供補給的平民。這個人不巧就是拉拉的丈夫帕莎,此時化名為斯特列爾尼科夫。日瓦戈由於家族遺傳的心臟病問題到鄰近小鎮的圖書館查書時巧遇拉拉,兩人陷入一段浪漫的愛情。兩個月後,日瓦戈決定結束外遇,並向妻子坦白然而回家的路上,卻不幸被紅軍游擊隊俘虜。

  俄國陷入了白軍和紅軍的瘋狂內戰中,而尤利則被游擊隊強行徵用,作為軍醫一直到戰爭結束。在這兩年中,日瓦戈見到了人性最醜惡的一面,紅、白兩軍為了權力而大肆交火,夾逼在中間的平民備受蹂躪。日瓦戈終於得以釋放後回到拉拉身邊,一起度過了好幾個月,期間還收到妻子的來信,說她生下一個女兒,由於自己的父親曾是地主而受到當局的迫害,甚至要將她驅逐出境。可這時又碰到科馬羅夫斯基的糾纏,於是日瓦戈決定留下。然而,科馬羅夫斯基這次帶來一個驚人的消息,原來拉拉的丈夫帕莎早已被認定為血統不純正的布爾什維克,已遭到通緝。不得已,日瓦戈決定讓科馬羅夫斯基帶著拉拉和她的女兒離開這裡,而自己留在瓦雷金諾。

  一個夜晚,帕莎闖進他的房子,兩人聊了很久,日瓦戈告訴他拉拉一直深愛著他,而帕莎則說自己加入紅軍就是為了要將科馬羅夫斯基這樣的敗類打倒。當天晚上,帕莎便舉槍自盡。

  1922年,尤利回到莫斯科,他多次嘗試獲取簽證而赴巴黎與冬妮婭匯合,最終失敗。日瓦戈還不到40歲,心臟病卻越來越嚴重。這時,尤利的老朋友米夏和尼奇勸他放下對冬妮婭的感情。尤利終於在莫斯科醫院找到工作,卻在第一天上班的路上死於心臟病發。拉拉這時從伊爾庫茨克回到莫斯科,卻不料遇到尤利的送葬者。原來,拉拉不幸跟與尤利所生的女兒分離,並向日瓦戈的表哥求助。可是她只待了幾天便被秘密警察帶走,死於北方某個集中營中。

  1943年,米夏和尼奇在「二戰」中遇到一個洗衣女孩譚雅,而這個譚雅正是拉拉和他們的好友日瓦戈所生的那個女孩。後來,二人將這位少女委託給日瓦戈的表哥照顧。故事到此結束。

  2.主要人物

  尤利·日瓦戈:悲催的知識分子

  日瓦戈雖是富商之子,卻在10歲就成了無父無母的孤兒。他雖是知識分子,後來又成了救死扶傷的醫生,卻醫生飽受命運和生活的折磨。

  由於從小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讓他養成了內向的性格和對不幸者的同情。日後在哲學、歷史和文學上的深造,又讓他將這種同情心變成了一種強烈的博愛精神。作為傳統知識分子,日瓦戈醫生清醒地認識到腐朽的制度必須要改革,因此對改革充滿了熱情。像大多數傳統的知識分子一樣,他想肩負起社會的重任。

  然而在那個動盪的歷史時期,日瓦戈這一代知識分子卻在苦難中耗盡了青春,同時他又承受著苦澀的愛情。他的理想和志向變得難以實現,他同拉拉是志同道合的,在小鎮圖書館的相遇就是最好的證明,他們的性格、品質精神都很相似:追求個性,追求自我完善,反感暴力。這樣的相遇,讓他們品格中的真善美和追求強烈地激發出來。他們身上閃現出人性的光輝和始終對於自由的追求。兩顆燃燒的靈魂結合併非出於情慾,在日瓦戈心中,拉拉就是他心目中希望般的存在,是精神的寄託。他們彼此成為各自的精神慰藉,彼此擁有生活的勇氣。正如日瓦戈詩中所寫:「我們的相會是為了分手,我們的歡宴是為了留言,讓那苦難的暗流,溫暖生活的冷酷。」

  日瓦戈同樣是崇尚尊嚴的,哪怕面臨死亡的威脅,他也決不放棄尊嚴。當科馬羅夫斯基要將他們安全帶離小鎮時,他選擇孤身留下,因為那個人是他的殺父仇人,更是愛人的仇人,他無法為了生存而接受這樣一個人的幫助。

  最後,當戰爭結束,他終於得以返回莫斯科時,卻難以同流放國外的妻子家人團聚。當他終於找到一份工作,滿懷信心地決定實現理想時,卻在工作的路上斃命。最終,這個孤苦的知識分子,在去世時,沒有理想,沒有愛情,甚至沒來得及在工作崗位大幹一場。他的一生就是這樣一個悲劇。

  拉拉:苦難女性的代表

  拉拉同樣出身富裕之家,父親雖然去世卻給母女二人留下富足的一筆遺產。然而,17歲的拉拉卻受到狡詐陰險的律師科馬羅夫斯基的誘惑而失貞,這讓她感到憂鬱和絕望,而這還直接導致了母親的自殺。當她來到教堂以尋求慰藉時,聽到誦經人念叨到這樣一段聖經福音:「受踐踏的人的命運是值得榮獲的。他們關於自己有很多話可以訴說。他們的前途是無量的。……這是基督的意思」。無意中聽到的一段話仿佛成了拉拉的精神支柱,瑪利亞若是耶穌受難與復活的見證者,那麼拉拉就是日瓦戈生命和精神復活的見證者。

  或許唯一讓她苦難的人生得以慰藉的就是同日瓦戈的愛情了,他們精神上彼此依戀,彼此慰藉,彼此鼓勵著活下去。

  然而,跟日瓦戈一樣,拉拉的結局正如她的一生一樣充滿著悲劇。在集中營喪生的時刻,她心心所念的不知是丈夫帕莎和帕莎的女兒,還是日瓦戈和日瓦戈的女兒,而這些聚了又散,散了又苦苦尋找的人,竟沒有一個能在她的身邊。

  拉拉是俄羅斯文學中女性的代表。她在苦難面前的隱忍與堅強的抗爭,表現出來的善良和充滿愛心,都體現了帕斯捷爾納克筆下的永恆女性以愛來拯救世界的主題。

  3.藝術特色

  《日瓦戈醫生》中,作者通過十月革命和內戰為背景,塑造出一位誠實、正直、思想極為矛盾的俄國舊知識分子形象。日瓦戈醫生其實是那個年代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寫照,他一方面熟諳舊俄的腐敗,於是由衷地歡迎十月革命,稱之為「從未有過的壯舉,歷史上的奇蹟」。但革命後的戰亂和困境,卻讓他又頗感迷惘,他反對紅白軍的暴力對戰,對此充滿了矛盾。

  作品通過描寫革命暴力的失誤和之後的慘敗後果,深刻地表現了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以及革命時期社會付出的沉重代價。在寫法上,它與以往此類作品不同,別具一格。比如,對日瓦戈醫生的愛情描寫是全書中最為動人的章節,以至於人們常把它當成一部愛情小說。妻子冬妮婭、情人拉拉和同居女工,三人中,日瓦戈對妻子是親情大於愛情,更多的是世俗的友愛、體貼,缺少靈性的成分;而同居女工純粹是日瓦戈最為潦倒時的肉體伴侶,精神上卻是無法溝通的;而拉拉則是日瓦戈這苦難的一生最為聖潔、純淨的靈性摯愛。

  在敘事方法上,作者擅長通過主人公的夢境與幻覺,用隱喻和象徵來表現人物心理、命運或人物之間的關係。比如,日瓦戈在一次生病中,很長一段時間常常看到幻覺,即一個長著吉爾吉斯人的小眼睛、穿著一件在西伯利亞或烏拉爾常見的那種兩面帶毛的鹿皮襖的男孩;他認定這個男孩就是他的死神,可是這孩子又幫他寫詩。這一幻覺形象象徵性地預示了日瓦戈後來的遭遇。

  同這種象徵手法相得益彰的是意象的運用。比如,小說中多次出現「窗邊桌上燃燒著的蠟燭」這一意象。兒時的拉拉喜歡在燭光下談話,帕沙總為她點燃蠟燭並放在窗邊;日瓦戈大學時代曾和冬妮婭一起去參加聖誕晚會,當他們穿過年梅爾格爾斯基大街時,他曾留意到一扇玻璃宙上的窗花被燭光融化出一個圓圈,心裡還下意識地說出「桌上點著一支蠟燭……」這樣的句子。多年後,日瓦戈去世後的屍體所停放的房間正是當年帕莎為拉拉點燃蠟燭並放在窗台的那個房間,也是日瓦戈在聖誕晚會的路上看到的那個房間。小說中反覆出現這一意象,彼此印刻在男女主人公的意識中,成為一種二人心心相印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