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1913年11月7日，阿爾貝·加繆生於阿爾及利亞蒙多維城一個農業工人家庭。父親是法國人，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於1914年陣亡。母親是阿爾及利亞人，丈夫死後帶著加繆投奔外祖母，於是加繆從小跟母親在阿爾及爾的貧民區相依為命。加繆是個非常聰明的孩子，靠著獎學金讀完中學，而後得到老師的鼎力幫助，在親友們的資助下，再加上他的半工半讀，最終念完阿爾及爾大學，並獲得哲學學士學位。不過，在教師資格考試時，加繆卻患上肺病，只得棄考。同時他不得不放棄的還有足球，他曾說過：「只有通過足球，我才能了解人及人的靈魂。」
1932年，加繆在《南方》雜誌上第一次發表隨筆作品。1933年，加繆懷著對哲學和文學的熱愛，再次進入阿爾及爾大學攻讀哲學和古典文學。同年，加繆加入由著名作家巴比塞領導的反法西斯運動，成為一名積極的共產主義活動者，一度加入法國共產黨。
1934年6月，加繆同第一任妻子結婚，可惜這段婚姻只維持了一年便宣告結束。
1935年，加繆專事於戲劇活動，創辦劇團，創作劇本，組織演出，還親自擔任主演。從此以後，戲劇成為他創作生涯的最重要的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加繆積極投身於法國的抵抗運動，擔任地下報紙《戰鬥報》的主編，寫出不少聞名於世的論文。當時在法國文壇上，加繆已經成為同讓·保爾·薩特齊名的人物。
1937年，他出版隨筆集《反與正》，1939年又出版散文集《婚禮集》。這些散文、隨筆都帶有濃厚的抒情色彩，不過存在主義的觀點已初現端倪。此後，他走上一條同薩特完全相反的創作之路，在文學觀點上兩人的分歧越來越大。薩特認為我們的世界是個「骯髒的世界」，而加繆則認為這是個「荒誕的世界」，所謂的荒誕派文學由此而來。
加繆作為荒誕派文學的倡導者，在文學創作中主張將人間世界和現實社會中的一切描寫成冷漠、荒唐的事物。他筆下的人物都是這種具有荒誕感情的人，他們與這個社會格格不入，總覺得自己活在世界上是一種偶然的錯誤，因此把自身當成了一個與世無關的局外人。「局外人」由此成為一種文學作品中的典型形象，也是由加繆於1942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說《局外人》創造出來的。
《局外人》由此成為加繆的成名作，同時也是他的代表作。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名叫默爾索的小職員，他常常覺得自己跟這個社會格格不入。因此形成了他對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站在毫不關心的立場，包括母親的去世、情人的求愛，甚至自己莫名其妙地殺了人、被判了死刑都無動於衷。通過小說，加繆闡明世界的荒誕性，人的生存狀態更是荒誕到了極點。
1939年加繆創作的四幕劇《卡里古拉》以及1942年出版的哲學隨筆《西西弗的神話》和《局外人》，這三部體裁各異的作品，組成了加繆的荒誕三部曲，從而形成了他獨具特色的荒誕哲學。
《卡里古拉》描述的是古羅馬暴君卡里古拉瘋狂可怕的暴行，並通過這樣的描寫，極富哲理地揭示了世界的荒誕性。《西西弗的神話》是在《卡里古拉》的基礎上將荒誕派理論進一步系統化、理論化。內容是說希臘神話中因得罪天神而被罰做苦役的西西弗，每天推石上山，繼而巨石又滾到山下，如此周而復始，永無止境，加繆認為這正是人類生存狀態的象徵，荒誕至極，毫無意義。而意識到荒誕、勇於面對荒誕、接受荒誕命運的西西弗，則是一位值得推崇的荒誕英雄。
「二戰」後，加繆的思想發生一些轉變，從一開始強調個人的精神發展轉變為重視集體的團結鬥爭。1947年，出版的長篇小說《鼠疫》，就是這一轉變的最佳明證。小說描寫了奧蘭市發生的一場鼠疫，其實以鼠疫象徵法西斯對法蘭西的踐踏蹂躪。對抗鼠疫的鬥爭隱喻了反法西斯的鬥爭。作者所吐露的心聲其實是這樣的，世界是荒誕的，面對荒誕的世界，人類應該團結起來共同抗爭。
小說《墮落》（1956）是作者在對政治感到失望後，在孤獨中寫成的，具有自我反省和反省時代的雙重內涵。同《局外人》及《鼠疫》相比，《墮落》更是一種尖刻與痛苦交織的嘲諷，是加繆在遭受心靈創傷後所抑制不住的報復心理。另外，《墮落》廣泛運用了象徵主義，可以被看作是當代人類世界的某種總體象徵。
1957年，加繆出版了短篇小說集《流放與王國》，其中收錄了6個短篇小說，小說的主題只有一個，就是流放，不過6個小說分別運用了6種不同的小說技巧。
此外，加繆的重要作品還有劇本《誤會》（1944）、《戒嚴》（1948）、《正義者》（1949），哲學隨筆《反抗者》（1951）等。1957年，加繆因「他的重要文學作品透徹認真地闡明了當代人的良心所面臨的問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1960年1月4日，加繆車禍身亡，時年47。
作品賞析
1.情節復原
20世紀40年代，法屬阿爾及利亞沿海的奧蘭市是一個市容整潔、生活平淡、景色秀麗的城市。突然有一天，奧蘭市醫院的主任醫生里厄在門前發現一隻死老鼠，隨後死老鼠接二連三地出現在人們的視線，直到最後，人們發現大批的老鼠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斃命的，它們的屍體暴露在街頭巷尾，渲染著每一絲空氣。
然後，更加詭異的事情發生了。開始有人因為發燒而死去。第一個死去的人是看門人米歇爾，隨後許多人也像米歇爾一樣發起高燒，迅速死去。眾多人的相繼死去，終於讓市民從震驚轉向恐慌。這時，里厄及其同事才終於意識到，這是鼠疫，20多年前，巴黎就曾發生過鼠疫。
這一重大發現立刻驚動了市長，但政府的第一反應卻是封鎖消息，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可是，疫情發展之迅猛，不得不使政府面對這個現實，他不得不向市民宣布這個恐怖的消息，而後戒嚴城市。接下來，一場人和鼠疫的鬥爭展開了。市民們雖意識到這一血淋淋的恐怖，但依舊只是關心自己的瑣事，只要鼠疫還沒發生在自己身上，再多人的生死似乎都跟他們無關。籠罩在鼠疫陰影下的市民陷入了一種荒誕，各行其是，彼此毫不關心。神父依然例行公事似的布他的道，勸誡市民莫要恐慌，將自己的一切交於天主安排；更有些人甚至不擇手段地要逃出這座災難之城，似乎這樣就能擺脫對死亡的恐懼。
每周近700人的死亡數字終於抹去了這個城市的一切歡樂。這種情況下，里厄組織知識分子們建立了第一支志願防疫隊。老卡斯特爾滿懷信心地奉獻著自己的力量，就地取材製造血清；失意的小公務員格朗貢獻出自己的業餘時間，埋頭擔當起衛生防疫組織的秘書工作；因為鼠疫的突發而滯留在城市裡的記者郎貝爾，為了愛情正想方設法地逃出城去，然而他願意在離開之前，跟大家一塊兒干一陣子。在這群人中，也不乏幸災樂禍之輩，走私商人科塔爾就是其一。他整天忙於黑市買賣，甚至希望鼠疫無限期延續下去，這樣他就能逃避刑事的懲處。
轉眼到了8月，鼠疫繼續籠罩著這座可憐的城市。然而，似乎什麼東西發生了轉變，人們已從自己狹隘的個人瑣事中走出，個人命運似乎已經無足輕重，人們開始共同關心集體的遭遇。伴隨夏日的熱潮鼠疫終於達到頂峰，人們變得瘋狂起來，縱火、搶劫、持槍襲擊城門，這樣的事情時有發生。這個城市的死人甚至比活人都要多，里厄從一開始的治療到現在已經變成了斷定這個人是否需要隔離。
12月，聖誕節就要來臨，這一節日已不再是福音，而成了地獄，大街小巷除了痛苦的哀鳴毫無半點生氣。聖誕夜前夜，格朗病倒了，里厄不抱希望地為他注射了血清，卻不料奇蹟居然出現了，格朗脫離了危險。同一時間，另一位年輕女病人也發生了同樣的奇蹟。
政府的統計數字也表面，疫情已經減弱。但人們絲毫不敢懈怠，依然聽從里厄醫生的吩咐，小心翼翼地治療著病患。直到第二年2月，奧蘭市終於解除了戒嚴。人們舉行了規模盛大的狂歡活動，慶祝這次的劫後餘生。然而，只有里厄一人傾聽著人們的歡呼聲，心中卻黯然沉思著，因為他清楚地知道，鼠疫不會從此絕跡，鼠疫桿菌會隱藏在各種角落，潛伏守候，蓄勢待發。有朝一日，悲劇還會重演，這次的勝利絕不是永遠的勝利。
2.主要人物
里厄醫生：勇敢的鬥士
作為第一個發現鼠疫病患的醫生，里厄做了最妥善的處理，足見此人的理性。他不相信上帝，不相信任何空洞的理論。多年來一直從事醫生工作的他，看慣了人的死亡，也看慣了世間的悲歡離合。或許正是因為工作性質的關係，讓里厄在感情上有些麻木，才得以在人心慌亂的時候第一個找到理性的應對方法———組建志願防疫隊。
但他絕沒有塔魯的「英雄主義」，也不懷「聖人情結」，他只是一個腳踏實地的人，從不困惑，從不嘆息，只是堅定地為自己的職業付出全部。其行為看似崇高，但他認為崇高只不過是庸俗者習慣給他人扣的高帽。在他看來，自己的這一經歷，自己所做的一切，都不過是極為普通的生活的一部分。
作者曾借塔魯之口說：「里厄振作起精神來。日常工作才是可靠的，而其他不顧一切都不過是繫於毫髮之上，一個難以察覺的動作就能斷送掉它們。不能糾纏在這些上面。要緊的是把本職工作做好。」短短的一段話，表明了里厄應對鼠疫的態度，理性十足、全力以赴，甚至還有點麻木不仁，似乎也詮釋了加繆那種「反抗荒謬」的做法。小說在最後，由里厄之口承認自己就是此書的作者。
塔魯：天使的化身
整個《鼠疫》中最令人感動的人物當屬塔魯，他簡直就是聖人。塔魯的那一雙眼睛，似乎總閃爍著謙虛、純淨和無限的善意，讓人忍不住流淚。塔魯認為，即使在疫病不流行的美好歲月，每個人仍有可能成為「鼠疫」病人，因為稍不留意，他（她）就可能直接或間接地致人死亡。比如作惡的壞蛋、開槍的警察、宣判他人死刑的法官，甚至普通人……所以，人們啊，你們理應小心翼翼地生活，儘可能做到自律而「不冒犯」，儘可能阻止自己成為那個「禍害者」。作者似乎有意借塔魯之口，說出自己想說的話，並將自己借「鼠疫」來象徵「荒誕」的真相揭露出來。
塔魯充當著守護天使的角色，時刻糾正人們偏離的良心。他要里厄振作，要他保持內心的安寧，讓所有人學會同情、理解，讓自己變得更加善良更加包容。塔魯說，人的身上，值得讚賞的東西總是多於蔑視的東西。因此，他和里厄從未批判或者頌揚記者朗貝爾的行為。
記者朗貝爾：眾人的代表
朗貝爾應該說是《鼠疫》中大多數人的代表。當災難來臨時，他率先想到的是自己，就像大多數人的做法一樣。更何況，朗貝爾只不過是這個城市的過客，他根本不屬於這所城市，只不過由於突如其來的鼠疫而被困其中。所以，對於這個掉入陷阱的可憐人來說，唯一要做的事，就是逃出城，不擇手段。在這時，所謂的記者天職、政府戒律、責任道義，統統都太過於虛無和高尚。他只是一個年少無知而落入陷阱的孩子，他只想著跟自己的家人團聚，有錯嗎？然而，當他終於想到辦法，通過科塔爾的幫助歷盡艱辛地尋找到一個可以擺脫「牢籠」時，卻又改變了主意，決定留下來做一名志願者。就像大多數人終於慢慢認識到這個鬥爭是一場集體的鬥爭，大家必須團結起來才能有可能取得勝利。
科塔爾：幸災樂禍的局外人
在這場人鼠大戰中，唯獨有一人站在局外，他就是走私商人科塔爾。與其說，他對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感到麻木不仁，倒不如說他為此感到幸災樂禍。他整天忙於黑市買賣，甚至希望鼠疫無限期延續下去，這樣他就能逃避刑事的懲處。
在那些只會以非黑即白作為評判標準的孩子們眼中，他無疑是典型的壞人。在鼠疫來臨前，他投機倒把、干盡壞事，整天擔心警察有一天把他抓走。然而警察沒來，鼠疫卻來了，這場讓警察們感到自身難保的罹難卻似乎拯救了他，讓他終於呼吸到了自由的味道，於是更加趁亂大幹違法買賣，甚至發了財。但疫情一經平息，警察們就立即活躍起來，科塔爾的好日子到了頭，生命也終於被無情剝奪了。
3.藝術特色
《鼠疫》是一部象徵主義文學。通讀全文，並未發現任何直接描寫法國社會的字眼，然而，其中所體現出的那種商業昌盛、市民精神空虛，以尋歡作樂來消磨人生的態度來看，奧蘭市赤裸裸地就是法國社會的縮影。
加繆在醞釀《鼠疫》時，巴黎正被德國法西斯占領。鼠疫，無疑就是加繆構造的一出寓言，藉此反映法西斯像鼠疫一樣給千萬人帶來的恐怖。在他看來，處於法西斯侵占下的法國人，就像遭受瘟疫、封閉在城市中與世隔絕的囚徒一樣。
與其說《鼠疫》的象徵手法就太無意義了，因為通篇都是象徵。因此將《鼠疫》構建起來的不是別的，正是小說中那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形象。在面臨鼠疫這一滅頂之災時，作者將萬般眾生相淋漓盡致地刻畫出來，每一個人物身上都代表著一種思想的存在。有的人始終堅持自己的信仰，依靠理性的支配，做著改變自身，改變全局的事；有的人則從一開始的盲目變成了後來的覺醒；有的人自始至終都是事不關己、麻木不仁，甚至幸災樂禍的。不管怎樣，這些人看到的一切都是荒誕的，他們所處的環境、經歷的人生也是荒誕的，區別就在於每個人面對荒誕的態度。
當鼠疫到來時，理性的代表里厄忙著採取防禦措施、救人和處理堆積如山的屍體；老卡斯特爾忙著製造血清；神甫忙著要人們向上帝懺悔；科塔爾忙著投機倒把賺錢；塔魯則忠實地記載著關於鼠疫的一切。
小說最後有一個亮點，即由里厄承認自己就是此書的作者。不帶任何感情色彩，以客觀的見證人的語氣描述這一切，又是存在主義文學的特徵。
《鼠疫》還透露出加繆在人生態度上的一些轉變，即他雖然依舊堅持個人主義的立場，認為個人應當是放在一切的首位，但他也發現個人的力量是局限的，孤軍奮戰只能徒勞，只有將志同道合之人團結起來，才能解決社會生存的矛盾，人類社會才有希望得到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