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鄖陽府上津縣，這裡是湖北省的西北角，緊挨著納敏夫的地盤，北邊不遠，就是闖軍曾經立寨的商洛山。閱讀М
邊界上，雙方相處得非常和睦，納敏夫攻略陝西時嚴重缺乏幹部，對於所有肯投奔他的人只要有點人樣就一概接納，包括很多留在陝西山寨中的闖軍舊人。緊鄰上津縣的陝西西安府山陽縣的知縣，竟然就是李晉王的小舅子。
但即便如此，闖軍在這裡活動的時候仍需小心。這裡的百姓大量逃荒，又經過戰火洗禮，形成了錯綜複雜的環境。當地的山寨有的是闖軍系統的，有的則是獨立的山大王或者流民聚眾自保。本地的鄉紳豪強也有一些勢力，往往以宗族為單位，有的還掌握著鄉勇，有控制一個村乃至幾個村的，也有據險自守的。
康小米帶的這支三十多人的隊伍，正在一戶鄉紳家吃飯。以往流動作戰的時候，闖軍住進鄉紳家從來都是白吃白喝白拿，現在變成了官府，工作方法也要改一改了。現在闖軍在鄉紳家吃飯是要給錢的，上級給的經費挺足，隊員們大口吃著烙餅攤雞蛋，感覺大同世界已經不遠了。
康小米如果留在軍隊中，現在差不多也該是威武將軍了，他現在是五品文官，因為是從過軍的老兄弟，所以封了一個男爵。闖軍的高級爵位沒有明朝的值錢，但中層爵位封得更多，在闖軍老兄弟這個整體中還是受擁護的。
現在康小米是戶部統計司的四隊長。明朝的戶部是按省份設司，闖軍則增加了很多事務部門。統計司專門負責數據統計的，不僅要待在武昌等著收統計數據，還下轄許多統計隊，隨時外派出去清查數據。尤其是新歸入闖軍治下的地區，更要統計隊去丈量田畝，厘定賦稅。
清朝的稅收政策大體上是沿襲明朝舊制，按照《萬曆會計錄》徵收。從快速建立統治的角度來說，這種辦法的確是最有效的。而闖軍的情況則不同，他們不能像清朝那樣只穩住士紳就行，必須有改善農民處境的改革措施，因此，對於明朝稅收中不合理的地方必須加以修改。
清丈田畝對小農並沒有多少好處，豪門的隱田被查出固然解氣，可那些小農私墾的小塊田地也會被查出來。三年免徵當然是深受自耕農歡迎的，但也只是這三年而已，不是長久之計。
闖軍的新稅制是十稅一，是明朝稅率的三倍，實際執行的時候也不可能逐一核算每畝地打了多少糧食，其實也就是每畝地收一斗。地主們對此當然怨聲載道，而自耕農因為不必再承擔倉儲、運輸費用，稅收人員的工資，各種無償勞役還有其他五花八門理由奇葩的苛捐雜稅，即便是理論上的稅率增加了，實際負擔還是減輕了。
制度設計的方向是沒錯的，可問題是，在稅收上真的能做到一刀切嗎？不要說三十年、三百年之後，就是三年後免徵期限結束的時候，闖軍能不能保持現狀的廉潔，自李自成以下的所有闖軍高層都不抱太大期望。就像另一時空清朝的耗羨歸公，不是說把灰色收入過了明路，官員就不貪了。這種新稅制的確能阻止一些官員迫於壓力「不得不貪」的情況，但不管制度怎麼設計，都跟不上貪污手段推陳出新的速度。
人的欲望，是不會終結的。
官員、稅吏、鄉紳，他們之中會有道德高尚的個人，但是從整體上來看，就像納敏夫教訓蒙古台吉們時說的那樣，他們鼠目寸光地斂財這一點是永遠不會改變的。倒不是說農民和牧民的就一定更大公無私，但他們不必經受這麼多的誘惑，從最終結果來看肯定是保有更多「安貧樂道」的美德。何況頭腦正常的皇帝都會知道自耕農是自身統治的基石，自耕農群體崩潰了，國家就完蛋了，別說他們是一幫以養家餬口為目標的窮光蛋，就算他們都是變態殺人狂，朝廷也得維護自耕農階層的穩定。
此外，還有佃農的問題，他們和地主之間的很多事在理論上就壓根不歸官府管，現在闖軍推行的模式是每畝只收四斗地租，地主不許要求佃戶無償勞動，鼓勵永佃制度，讓佃農和地主簽訂契約，租佃期限至少十年。還有對借貸利率的限制，月利率不能超過三分，利息總額不能超過本金。
無論是稅制改革還是租佃改革，都可以說是「逆流而動」，強行逼迫在目前生產力水平下占主導地位的地主階級讓出一部分利益。在正常的政治運行過程中，是絕不會有這種政策出現的。
之所以會有這種政策出現，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礎上。當地主階級短視無序的剝削超過了農民能夠承受的上限，就會爆發農民起義，逼得地主們採取更有秩序、程度更低的剝削方式。但暴力的效果終究是短暫的，時間一長，便故態復萌，最後再把農民逼得走投無路，再來一次農民起義。這才是「歷史周期律」的真正內在因素，而不是用「精神懈怠」「惰性發作」這種主觀的理由能解釋的。
古往今來任何一個統治者，只要不是個廢物，就會至少設法減緩這種周期律的到來。因為時代不同，環境不同，視野不同，立場不同，能力不同，自然也各有各的辦法。就以李自成來說，他想到的辦法肯定不是「民主」。
李自成看到的情況是，每當發生小規模的農民運動，只要農民有了組織，形成規模，哪怕是數百人，地主也會噤若寒蟬。沒人敢拿鄉勇去鎮壓本地的農民運動，因為鄉勇就是本地農民組成的。
可一旦官府介入，形勢就立刻變了，不管地主們之前答應了什麼，肯定會全都翻臉不認帳。那麼官府又是出於什麼動機介入的呢？從這個角度來說，「反貪官不反皇帝」其實是有道理的，你和你們村裡的財主老爺在皇帝看來哪個更重要？哪個也不重要，你們對於皇帝來說都還沒有御花園裡的螞蟻真實，反正都是他不認識的人，他犯得上袒護誰？
地方官首先怕今年的稅糧收不上來，那樣的話他的考績就泡湯了；其次就是士紳們錯綜複雜的關係，指不定誰就能一桿子捅到他的上級那裡去；最後才是他自己個人錢財收入。
在這三點上，農民肯定都是玩不過地主的。地主在基層的勢力顯然是大於農民的，縣官要是把縣裡的鄉紳豪強都得罪了，稅肯定收不上來。要托關係走後門或者給官府行賄，自然也是地主更厲害。所以，每當農民提出減租減息之類的要求，除了那些個別真有信仰，真的清正廉明的青天大老爺，一般的官員當然是向著地主的。
但是當組織起來的農民數量超過一定的界限，情況又不一樣了。只要抗租抗糧的農民足夠多，縣官一樣別想再混了，所以他們就會開始試圖和稀泥平息事態。當農民集結到足以攻下縣城的數量，那就是當年米脂起義時的情況了，知縣在農民面前望風而逃。
不過，還有另一種情況，一旦官府認定這是刁民造反，派官兵來，那管你聚起多少農民，都是要殺個精光的。
但假如農民更多，農民里還混有李自成、王瑾、谷可成、張能這樣軍事能力強悍的人呢？結果很明顯，先是官兵被干翻了，現在大明朝也快被干翻了。
所以，李自成根據自己這麼多年的經驗得出的結論就是：靠農民的暴力反抗催生出的政策之所以不能長久，是因為暴力還不夠。
自然不是農民的反抗精神不夠，而是他們的暴力是無序的，缺少組織，缺少綱領，缺少面對更強的暴力的鎮壓時的抵抗手段。這種反抗做到頂尖，就像另一時空幾年後閩贛邊界的田兵那樣，鬥爭綱領、基層組織都搞得很好，唯一的問題就是打不贏清軍，不管前面做得多好，最後依舊是枉然無用。而且農民的反抗只有在徹底絕望的時候才會被逼出來，所以也就不具備持續性，時而狂暴無比，要和地主同歸於盡，時而又逆來順受到了極點。
李自成的解決方案，就是提供一種有組織的，能夠在利益推動下長期持續的，令人兩股戰戰又不必你死我活的穩定暴力。用暴力作為治國方法之一不是問題，現代社會的軍隊、警察也是暴力，關鍵是暴力要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