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算捱到詩會結束了，送走了客人，高夫人這邊只剩下兩個人，一個是沈雲英，一個是趙勝的二夫人賀氏。
賀氏原本是山西一個大戶人家的小姐，後來被當地一個山大王搶去做了壓寨夫人，後來趙勝和這伙土匪衝突，將之滅了，便把賀氏納為妾。賀氏過去在家時書讀得不少，和趙勝的共同語言也最多。
趙勝在女色問題上並不那麼克己，共有一妻四妾，他的妻子和一個妾已經病故，目前趙勝的家眷以賀氏為首。趙勝病故後，他的家眷都被送到了武昌。趙勝有兩個兒子、兩個女兒，兩個兒子均是庶出，長子便是賀氏所生。
賀氏說：「夫人，最近新來的各家親眷多有安置到荊州、長沙、常德的，只有我們住在武昌，會不會不太好？」高夫人笑道：「你是侯爵夫人，誰會和你攀比？武昌非久居之所，早晚我們是要離開的，現在住在哪裡都一樣。」
目前闖軍的中央衙署集中在武昌，但家眷的安置是分散在各地的。李自成從來沒打算拿武昌做都城，這裡有長江、漢江水運，糧食轉運方便，又位於國家的中心位置，但「九省通衢」和「四戰之地」其實是一個意思，再加上周圍有大量的河湖甚至沼澤，有治水壓力，難以鋪開作為王朝基石的自耕農群體，並不適合作為一個統一王朝的都城。
關於將來定都在哪的問題，現在公開討論還太早了，但李自成和王瑾私下裡早就研究過了。一個國家定都不是看哪好就定在哪，而是要看自己是誰。朱元璋為什麼定都南京？南京是他經營了十多年的大本營，怎麼能不定都南京？朱棣為什麼定都北京？和什麼天子守國門毫無關係，因為他的大本營是北京，而南京反對他的人多，當然要定都北京了。
闖軍的大本營在哪裡呢？以經營時間最久論，當是湖南，以籍貫而論，當是陝西。但是，還有另一個問題要考慮。
在中國，政權的穩定與土地問題是密不可分的，闖軍作為統治基礎的土地關係顯然不是江南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而是將拋荒土地和沒收田產分給闖軍家屬及流民、佃農，歸還被豪勢之家侵吞的田產，南方那些沒有經歷大規模的土地重新分配的地方一概不考慮。朱元璋可以定都南京是因為他成功團結了士紳，李自成若是有樣學樣，那就成了刻舟求劍了。
陝西、河南打土豪分田地的工作，是納敏夫和羅汝才搞的，恩不出於闖軍，又安置了很多包曹二營的士兵和家屬，闖軍不能再把那裡當成核心地帶。而且，西北的糧食生產能力有問題，如果定都西安，就意味著還要重新搞出一條從江南到西北的水路運輸線，這樣的工程何其浩大，在這個百廢待興的國家，肯定是不能考慮的。洛陽的情況也是一樣，開封好一些，但也面臨黃河水患的壓力。
而且，不論在這些城市中的哪一個定都，都得大興土木，營建宮室衙署，就算有原來的明朝王府做基礎，也是規模很大的工程。
所以，最後可以選的就只有北京，這裡有明朝現成的皇宮、衙署、運河，占下來就能用，就算運河不行了，從海路運糧到天津難度也不大。清軍正在北直隸圈地，等將來收復河北，把這些土地一分，以同樣重新分配了土地的山東、河南、遼東、河套為四角支撐，就可以形成一個穩定的大本營。哪裡是闖軍的大本營，看的不是駐紮時間的長短或者籍貫，而是要看闖軍的經濟基礎在哪裡。
既然不打算永遠待在武昌，李自成也就儘量淡化武昌的地位，很多闖軍家眷都分散到其他府城，不安置在武昌。
高夫人說：「趁著前線戰事暫歇，這兩天就把雲枝的婚事辦了吧。倒是沒想到，他們兄弟幾個里，他的年紀最小，反倒是第一個成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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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氏說：「四將軍也十八歲了，倒是他三個哥哥，都似不著急一般。」
高夫人轉向沈雲英：「雲英，你的婚事是不是也該考慮了？」沈雲英說：「若要生兒育女，便得離開衛隊兩年，我還想多侍奉夫人一段時間。何況河南戰局未定，也沒有這個餘暇。」
高夫人說：「『匈奴未滅，何以家為』這等話，好沒道理。想那匈奴到十六國時方才消亡，也沒見漢朝人人斷子絕孫。男婚女嫁，天經地義，何必自己加上那麼多限制。」
她也不急著讓沈雲英現在表態：「好了，估計雲枝這兩天就要回來了，得趕快準備才是，淑英那邊就拜託雲英你照顧了。」
從高夫人這邊告辭出來，沈雲英來到楚王府中的另一個院落，這裡是艾能奇的未婚妻劉淑英的住處。
劉淑英正在院中舞劍，看見沈雲英來，立刻收了手。她可不想在沈雲英面前露怯，若論文學水平，三個沈雲英加在一起也不如她，但要是論武術，她練劍只是業餘愛好，五個她加在一起也不是沈雲英這個將門虎女的對手。
「沈妹妹，今天詩會怎麼樣？」劉淑英問道。沈雲英說：「沒有你在，我們幾個怎麼和人家真正的大家閨秀比。」劉淑英說：「畢竟我現在身份未定，不便出場，不像你有高夫人衛隊長的職銜。說起來，趁現在我得多叫你幾聲妹妹，要不了多久，你就該變成我嫂子了。」
劉淑英是江西安福縣人，父親名叫劉鐸，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劉鐸擅長詩文書畫，是個狂放不羈的人物，殿試那天，他竟然酒後上殿。本來發揮沒有問題，十拿九穩是狀元，但是酒酣之下文章寫得太長，把閱卷考官簽字的地方給擠沒了，雖然最終也被錄取，但狀元的榮譽就沒有了。
劉鐸任刑部郎中時，正值魏忠賢亂政。在權閹陳正己謀奪商人李朝家產一案中，劉鐸與魏忠賢死頂，但魏忠賢抓不住他的把柄，於是便設法運動，將劉鐸升任揚州知府，趕出了京城。
到了揚州，劉鐸發現這裡和京城一樣民不聊生。時值大旱，揚州大量田土荒蕪，桑茶兩業俱廢。倪文煥等一干投效魏忠賢的縉紳卻聚斂如故，還強行募捐為魏忠賢修建生祠。
什麼「魏忠賢收士紳的稅」純屬狗屁，頂多是閹黨的士紳奪了原本由非閹黨的士紳把持的灰色收入，然後變本加厲地聚斂。非閹黨的士紳就算不是閹黨，也還是士紳，其權益不會受多大影響，中小人家才是受盤剝最深的。這種劫貧濟閹的暴政，在三百多年後竟然能被一群不學無術的蠢才吹捧，也算是一大奇觀。
劉鐸都敢酒後上殿，可見他膽子有多大，他直接下令豁免賦稅。老百姓是開心了，皇帝可不幹了，皇帝下令豁免錢糧，那是仁政，知府下令豁免錢糧，那就是拿皇帝的錢收買人心，至於皇帝本來是不可能豁免錢糧的這碼事，便沒人提了。提督京師巡捕營的張體干借著李承恩案的機會，構陷劉鐸勾結術士方景陽詛咒魏忠賢。魏忠賢將其下獄嚴刑拷打，但劉鐸寧死不肯攀咬他人，最終遇害。
崇禎即位之後，除魏忠賢，為劉鐸平反，其妻蕭氏和女兒劉淑英扶柩返鄉。
在原本歷史上，劉淑英會嫁給父親的舊友之子，廬陵人王藹，第二年王藹便死於戊寅之變。然而由於這個時空闖軍在北方弄死的官員太多，王藹提前得缺，前往北直隸上任，死於丙子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