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瑾給出的解決辦法就是從破產農民之中挑選人員，組成帥府各司。除了不淨身，他們和太監其實也沒有多少分別。名義上是僱工，但是從一無所有變成為大元帥效力，一旦離開帥府，又會變得一無所有。沒有奴之名，卻有奴之實。
闖軍廢奴的確沒有得到所有奴僕的支持，想做奴不想做人的情況不僅存在，而且還不少。在另一時空抵抗闖軍卻降了清，現在正在納敏夫手下的孫枝蔚曾寫過《哀縴夫》一詩：「牽船復牽馬，受笞手中鞭。不如為奴僕，猶得主人憐。」僱工不像奴僕與主人有人身依附關係，很多時候被剝削得更狠。奴僕是主人的財產，好歹也是十兩銀子買的，得省著用。僱工則不然，那些沒有技術含量的工作隨時都可以換人。奴僕如果成了有資格奴仗主勢的豪奴，或者遇到個人道德水平比較高的主家，生活更是會比僱工好得多。
雖然人均壽命只有三十多歲，但依然有不少僱工擔心自己年老之後被僱主趕出去。但即便賣身為奴，等老了干不動了就不會被主人棄如敝屣嗎？顯然是不可能的，只能指望主人的良心。若真是有良心，也不會坐視給自己幹了一輩子活的老工人餓死街頭，若是沒有良心，縱然有那張賣身契，失去勞動能力的奴僕在主家眼裡也是不能創造利潤的「垃圾人口」。
人可能會有良心，但階級肯定是沒有的。這年頭窮人要養老，只能指望自己的子女。現在闖軍的濟貧機制能給他們每天一碗粥喝，也僅限於此了，等闖軍的官做久了，將來有沒有這種救濟還難說。
王瑾為了防範天主教，也搞了一套依託佛教和道教的救濟模式，但他的救濟主要是盯著沒有宗族扶養的孤兒，重點不在養老。窮人存在歲數大了之後去當和尚道士的出路，但這條路很窄。
所以，養兒防老、招上門女婿防老才是治本的辦法，王瑾都靠不住，指望主家施捨，那更靠不住。兒女不孝順的可能性當然是存在的，但總比主家沒良心的可能性低得多。
放奴為人，能打開限制奴僕婚姻的枷鎖，總體來看對於大部分奴僕還是有利的，當然，也肯定有一部分奴僕過得反而不如從前了，但總不能為了他們把奴籍這種早該扔進歷史垃圾堆的制度保留下來。
奴籍雖然廢除了，但人身依附關係的社會基礎還在，帥府招募的這些人，實際地位就相當於清代的內務府包衣。帥府的吃相總得是全天下最好看的，不能像大明那樣，皇莊佃戶是天下最慘的佃戶。因此，這些帥府雇員既享受僱工的自由，又有奴僕的優勢。
這些人負責帥府用品採買、衛生掃除、車馬、倉儲管理、建築修繕等工作，最重要的就是管理帥府的資產。李自成鑑於明朝的慘痛教訓，不可能弄出很多皇莊來，頂多也就是有幾個莊園專門供應皇宮食品。因此，投資工商業就變得至關重要了。
為君者不可無錢，不僅公庫不能無錢，私庫也不能無錢。按闖軍的制度，皇宮維修算成公務，由戶部出錢，畢竟三大殿之類的東西文武百官也得用，這還說得過去。但萬一將來的皇帝想修園林呢？李自成能做清廉皇帝，李遲是老一輩闖軍教育出來的，或許也能，再往後的皇帝是什麼水平就只能聽天由命了。
作為開國皇帝，李自成的皇位是他憑本事硬搶來的，軍隊是他一手帶出來的，自然他說什麼就是什麼。而後來靠繼承上位的君主，就得老老實實遵守遊戲規則了，必然有很多掣肘。沒有小金庫的話，不少事情沒法辦。
李自敬管理庶務，按部就班地工作是沒有問題的，但並無多少才幹，很多問題還要高夫人做主。高夫人更要作為一個家長，處理兄弟們的內部關係，尤其是涉及內眷的關係。封建時代的政權組織形式是擬宗法制的，大元帥的夫人就是兄弟姐妹的大嫂或者媽，一旦有了麻煩，第一反應肯定也是找媽。
再加上大家現在都是將軍、夫人了，各種破事也就層出不窮，小到家裡大小老婆不和，大到兇殺案，都得鬧到高夫人這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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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鄙的家長里短倒還好，高夫人從農村婦女一步步管理軍中事務，直到變成一國之國母，處理這些事情遊刃有餘。而那些比較文雅的事情，有時候更讓人鬧心，比如說現在這個詩會。
明末是一個巨變的時代，社會風氣也有了很大變化，尤其是在比較富裕的長江流域，女性受教育的情況越來越多，大家閨秀的社交也不再像之前那樣閉塞。
當然，與此同時，另一種思潮也大大發展。其代表就是南京文人王相把自己母親劉氏所著的《女范捷錄》與漢代女史學家班昭所著的《女誡》、唐朝女學士宋若莘所著的《女論語》、明成祖皇后徐氏所著的《內訓》合編為「女四書」。
從這四個作者的身份就能看出來，王相純粹是為了捧自己的娘，在這裡蹭熱度。就好比項天鷹出版一套「四大名著」，分別是《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磷火常同日色鮮》。
「女四書」的前三本吧，其實還成，雖然到了清末民國就不符合時代要求了，但至少在十七世紀還不是糟粕。而劉老太太這本書，真稱得上取其糟粕，去其精華，再換上更糟粕的。
這本書里充斥著各種「以乳哺姑」「刺臂斬指」「割肝孝親」之類的變態故事，什麼為了不改嫁毀容，被人碰了一下手就把手砍了，都是這本書大力宣揚的「道德楷模」。
就算是明末清初的時人，認為王相扯淡的也大有人在，王相剃髮降清之後又把「女四書」出版了一次，但依然推不火。
與此同時，社會上有另一種風氣與這種「女德教育」針鋒相對。比如說去年剛死的陳繼儒提出「女子無才便是德」，立刻有人反對：「要是我夫人大字不識一個，那怎麼教育孩子呢？」比較典型的代表就是馮夢龍，他認為男性和女性各有各的分工領域，有各自需要的才，無才何以稱德。更早的李贄更是主張「有好女子便立家，何必男兒」，推崇卓文君、薛濤。
此時女性之中，也有「棄之禮法之外」的風氣，而且十分普遍，到了很多衛道士大呼禮教要完的程度。社會生產方式在變化，很多地區女性的收入是家庭的重要經濟來源，「有好女子便立家」的觀點自然便得到了實踐。
在另一時空，這兩種路線的鬥爭最終以「女四書」被收錄進四庫全書，成為全國通用的女子教育教材而告終。從大清的角度來說，這無疑是正確的，統治模式落後，統治難度大，那該怎麼辦？跟著時代改革？改革就要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就有風險，而且還未必改得明白。最「根本」的解決辦法就是把「太過先進」，超出自己管理能力範疇的新東西通通都砍掉，讓全國變成一個保守封閉的大豬圈，大家一起在泥坑裡快樂地打滾，不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畢竟十七、十八世紀的人怎麼也想不到會有蒸汽船開進水文條件錯綜複雜的長江口，卡住帝國的根基，把大清逼入武大郎吃砒霜，吃也是死，不吃也是死的地步。不改革，歐洲人的科技對於大清來說就像外星人一樣，早晚亡國；改革，就會培養一批反賊，還是要完。但畢竟反賊不是立刻產生的，大清更不可能立刻意識到這點，所以大清挨了好幾頓暴打之後總算做了點改革，最後也被自己的新軍給推翻了。
不考慮這個問題的話，的確是越保守、越反動、越禁錮、越封閉的政策對大清的統治越有利。要不是因為沒辦法只靠八旗管理全中國，大清恨不得讓天下的男人也都停止思考，至於女性的覺醒，那更是對大清的統治毫無好處，想得越多，就越明白大清多可恨，最後就該出秋瑾了。
但對於高夫人還有闖軍老營里出來的這些上馬能砍人，下馬管財務的女性農民起義者來說，就算她們要邁入統治階級了，也有別的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