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不直接從事生產，以地租食利者，進士需居於武昌，舉人需居於省城，秀才需居於府城，童生需居於縣城。原本無功名者也要遷居縣城，但是後來這個規矩取消了。科舉改革之後，童生也成為了功名的一種，連縣試都通不過的地主實在稀有，反正他們沒有功名就不會有政治身份，願意待在農村就隨他們的便吧。
這些人遷居時並不需要變賣土地，只是在城裡安一個家，家眷也不用全部遷到城裡，只要本人來就行，把在家鄉的地租所得拿到城裡來消費。回家探親當然也是允許的，但各地的學官會不斷組織各種學術活動，光明正大地把他們拘在城裡，也就過年的時候能回家住，所以很多人都會帶一個妾。
這種辦法能削弱士紳對基層的影響力，當然也是治標不治本。這年頭，有一個能治標又不導致叛亂的辦法就不錯了。
目前闖軍治下有幾十萬童生，幾萬秀才，幾千舉人和幾百進士，基層的童生、秀才乃至舉人有很多是不脫產的富農，這些人都不用遷徙，所以這項政令的影響面其實並不廣。有進士、舉人功名的人，有不少已經做了闖軍的官，還有一些處在發配狀態，真正需要遷居的就更少了。而這些人的搬遷，對商品經濟也有所推動。
與某些營銷號靠想像力編出來的劇情不同的是，崇禎不僅沒有「不收商稅」，而且在他在位的十七年中，一直在想方設法地從工商業者手中摳錢，鈔關稅和鹽稅逐年增長，還有牙稅、蘆稅、漁稅、榷稅、香稅、契稅、竹木稅、過橋稅、進門稅、典當稅、門攤稅等等，以及其他各種苛捐雜稅，層出不窮，一年比一年多，除了流毒無窮的礦稅，就沒有不收的稅。那些與宗室、勛貴、太監、高官有勾結的豪商，有的是辦法逃稅，這些稅最終盤剝的對象還是小門小戶。否則的話，崇禎也不至於有「重征」這個外號。
苛捐雜稅的直接反映就是物價上漲和物流效率的下降，在災荒年月，這種政策無異於吃人。
崇禎甚至連生員優免都動了，從崇禎三年開始，便扣下生員優免，一年所得有三十萬兩。
為了這抄一個大太監的家就能得到的三十萬兩銀子，崇禎加劇了底層讀書人生活的困苦。進士、舉人們本來也不指著優免的那點額度，他們有政治影響力，想偷稅漏稅有的是辦法。而那些窮秀才們有很多出身於中小地主甚至自耕農家庭，他們才是受這一政策影響最大的。
雖然官府不會像對待一般老百姓那樣把他們抓去打板子，但還是會向他們要錢，財政的困難又導致縣學的補貼遲遲不發，使得那些沒有家族勢力資助的窮苦讀書人生活非常艱難。他們皓首窮經，很少有別的謀生技術，在荒年中也不得不開始變賣家產，有很多走上了和趙勝、劉國能、葉雲林、徐以顯、潘獨鰲他們一樣的道路。
闖軍三年免徵的政策，讓大量富農、自耕農出身的底層讀書人得到了蘇息。因為調整了不合理的苛捐雜稅，普通中小地主的利益也沒受到什麼損害，有些地方的中小地主甚至得利了。這正是李自成和王瑾敢於繼續執行限制豪強的政策的底氣，在不傷害中小地主和富農的利益的前提下通過清丈田畝、核查賦稅、保護佃農權利等方式限制大地主，這在一個政權建立之初憑藉軍事優勢還是能做到的。
在商業方面，闖軍照樣是要徵稅的，但是也同樣進行了調整，少了各種雜捐和經辦人員的好處，再加上各地治安的恢復，那些原本是楚王等豪門附庸的豪商賠得傾家蕩產，但一般的商人成本還是降低了，更多的商旅在長江和漢江上來來往往，帶動了武漢三鎮的繁榮。
現在最掙錢的買賣就是向前線賣糧食，去年秋收，湖南的狀況還不錯，整備了水利設施，又敲掉了不少奸商，能運出不少商品糧。只可惜長途販運的買賣全是帥府投資的糧行和船行在做，沒有及時在船行入股的人只能哀嘆自己動作太慢。船行的掌柜馬尚民在當年闖軍入楚的時候還只是個船工頭兒，現在已經是有名的豪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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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一批與原來的豪門大地主不同的中間階層，既有條件讀書識字，又沒強大到可以把持地方，由他們的子弟和軍事貴族一起組成官吏隊伍，應該可以讓王朝的命續得長一些。不過將來，這些人中還是有一部分通過進一步的土地兼併成為大地主，這種政策的效果最多也就幾十年。
至少在李自成活著的時候，這個政權還能保持活力。因為王瑾的偏好，李自成又不懂，闖軍現在禁止一切言論管制，不許禁毀書籍，查封戲院，就算你反對闖軍，只要光說不做就行。
所以，武昌各地的茶館酒肆中，也沒有「莫談國事」的紙條，大家不僅談國事，而且談得不亦樂乎。
王瑾寫的《告天下人書》就貼在茶樓里，引得不少人圍觀，茶館掌柜也樂得藉此招攬生意。
很多人還是第一次看到全國地圖，第一次知道大明有多大。看到闖軍占據半壁江山，張獻忠、羅汝才、包從胥各有一省之地，他們倒沒太驚訝，畢竟他們就生活在闖軍治下，習慣了闖軍的強大。但是看到大明只剩下幾個府，清軍占領華北，遼西、登州明軍成為孤軍的景象，他們還是發出陣陣驚嘆。過去在他們心中無比強大的大明，竟然被區區建虜打成這樣了？而且，大明根本就沒怎麼打。
「朝廷若是能和四位元帥談和，五家聯手，有百萬大軍，何愁東虜不滅啊。」
「新蔡、靈寶兩仗，朝廷輸得這麼慘，還不談和？」
「現在這四大元帥各有各的官府，大明能有五個官府嗎？朝廷是斷然不肯和談的。可朝廷的兵又不行，要抗清就得讓元帥們的兵上，元帥們豈肯取消自己的官府。我看哪，這仗多半還得打。」
在這裡議論的人不乏一些讀書人甚至致仕官員，也有人能說出些有見識的話。
從去年年末開始，李自成便派人聯絡張獻忠、羅汝才和納敏夫，商量他們四營的地位問題。現在李自成稱大元帥，羅汝才稱大將軍，張獻忠稱王，又被明朝招安，納敏夫也稱王，但不久前，他又自稱西藏汗，而且得到了達賴和班禪的承認，他的便宜兒子額哲則稱蒙古汗。
李自成一直希望他們四個人能舉行一次會面，但是大家都忙得很，很難長期離開自己的指揮中樞去開會。最終經過幾個月的書信往來，張獻忠、羅汝才和納敏夫都派使者來武昌談判，基本接受了李自成的意見，達成了兩條協議。
第一，在明廷滅亡前，四人都稱大元帥，誰也不搶先稱帝。張獻忠的忠順王名號和納敏夫的汗號可以私下使用或者在和明朝交往時使用，但不能出現在四營內部往來的公文中。
李自成現在已經有很成熟的稱帝條件，他讓了這一步，張獻忠和納敏夫也就順勢同意。否則真把李自成逼急了，直接稱帝，以後關係就不好處了。
第二，四營之間互相不採取敵對行動，共同抗擊清軍。允許和明軍單獨媾和，不允許和清軍單獨媾和。
於是，就形成了現在這種奇怪的局面。張獻忠理論上來說是明朝的臣子，卻能參加四營同盟一起對明廷發公告。但同時，他也向洪承疇輸送了一些糧食。西營剛剛占領揚州，如果完全掐斷漕糧不送給明軍，那麼明軍在糧食無法解決，又打不贏羅汝才和王瑾的情況下，可能會優先攻擊揚州。
李自成也默許了這種行為，一來是他也攔不住張獻忠，二來這至少能讓明統區的百姓受到的劫掠少一些。所以除了派人宣揚明軍不打糧全靠張獻忠送糧，闖軍並沒有別的動作。
李自成現在希望能儘量全部收編這些明軍，而不是把他們逼得狗急跳牆猛攻揚州甚至降清。另一時空，他對於吳三桂就是這樣的態度。王瑾知道另一時空這種政策的結果，但是在那時行不通的辦法，現在未必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