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邦政和官撫民立刻就明白，自己已經徹底沒有談判的籌碼了。騎馬而來的這兩個人是之前逃走的副將梁甫和留守潼關的參將王根子。潼關已經被闖軍奪下，這場戰役再無任何懸念。
劉芳亮直叩潼關，劉汝魁則帶工標和自己麾下的一個標插入潼關背後。王根子很痛快地選擇了投降，他的兵力不多，而且已經有前線的敗兵逃了回來，帶回了失敗的消息。鄭制台的主力都敗了，我為什麼要白白送死？
緊接著，逃回潼關的梁甫發現潼關城頭已經豎起闖軍的旗幟，也乾脆利落地棄械投降。大明朝已經這個德行了，肯為大明拼命的人還有一些，但肯為大明送命的人早就不剩幾個了。
鄭崇儉治軍尚有中上水平，現在對部隊仍有一定的控制力，但是所有士兵都清楚，白邦政和官撫民才是真正的依仗。所以，白官二人現在在軍中有幾乎和鄭崇儉等夷的地位。
梁甫和王根子見到鄭崇儉和白官二將，大致介紹了一下他們得到的最新消息：「丁啟睿已經獻西安向順天安民營投降了，榆林的李卑、寧夏的董學禮，也都已歸降順天安民營。李董二人事先和闖軍聯繫過，問他們要不要攻取陝西，那樣的話，他們就為闖軍守土，抵抗包從胥。但闖軍表示現在的首要任務是團結包從胥共同抗清，包營也是明軍逃兵建立的，闖軍不會和他們打內戰，他們已經和包從胥談好，陝西明軍一概向包營投降，保證一體優待。」
「西安只有秦王一家被送到青海放羊去了，還有一批官紳被追贓助餉，其餘人並無擾害。出關的兄弟們的家眷，現在都被包從胥軟禁著，困在驪山的營地，食水不缺，只是不許離開。包從胥說，只要闖曹二營承認他對整個陝西的統治，把潼關移交給他，並保證將來左光先投降之後，將興安州也移交給他，他就把這些家眷全都移交給曹營。目前羅大帥已經答應了，闖軍那邊也沒有異議，包營的人已到潼關，準備移交手續。」
「關於三位的出路。鄭制台若降，可以到武昌朝廷入閣，制台的家鄉在山西，業已淪陷，也不必擔心崇禎皇帝報復家眷。白官二位歸降之後，在曹營效力，照領本部兵馬，糧餉依曹營本部例。無論之前有何舊怨，皆一筆勾銷，羅帥願當著全軍將士和洛陽全城官民的面和我等降將盟誓。」
官撫民說：「若不降，那又如何？」梁甫說：「若不降，或自盡，或發配廣西。」
「不降就打」之類的廢話沒必要說，鄭崇儉、白邦政、官撫民三人若不投降，下面的軍官士兵肯定也會投降。白邦政說：「投降可以，但我有個條款，投降後只打清軍，不打明軍，不知道羅帥能否答允？」
白邦政原本以為這是個很過分的條件，沒想到，梁甫竟一口答應：「主動投誠起義之將領，皆安排在黃河防線防範清軍。曹營補充了俘虜兵之後，再加上闖營，已經有足夠的實力對付開封明軍，不會逼迫各位與昔日同袍作戰。」
這還有什麼可說的了，這要是還不投降，那就是給臉不要了。白邦政和官撫民對明朝的忠誠都不用懷疑，這麼多年，他們打流寇、打蒙古人，立下的汗馬功勞不計其數。但現在，大明擺明了是完了，就算朱慈烺都沒在崇禎上吊之後殉他親爹，要求白邦政和官撫民給明朝陪葬那也是想瞎了心了。之前他們拼死和羅汝才作戰，已經算盡到對大明的責任，現在力盡而降，給手下兄弟掙一條活路，乃是天經地義的事。他們這些自幼生活在軍官家庭的人，對大明的爛認識得更深刻，反倒沒有劉國能、李萬慶他們那種對朝廷的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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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況，國家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危局，他們帶著這一萬五千經驗豐富的職業軍人，於公於私，都應該設法做些對國家有用的事，而不是在內戰中無意義地把自己和兄弟們的性命送了。
白邦政和官撫民一起望向鄭崇儉，鄭崇儉嘆了口氣：「學生這就回去收拾東西，準備去廣西。」
靈寶戰役就這樣結束了，曹營付出的代價十分沉重，折兵數千，物資更是嚴重消耗。但是，他們收得明軍降兵三萬餘人，繳獲了鄭崇儉部的全部輜重。
經此一戰，闖曹聯軍短時間內也不能再發動大戰，得讓曹營充分消化此戰的成果，完成整編才行。各鎮兵馬沿黃河布防，嚴防清軍來犯，這也牽制了兵力，使得聯軍難以全力東向對付崇禎手上的明軍主力軍團。
河南戰場上開始了短暫的平靜，而此時在武昌，戰爭更是仿佛不存在一般。
奉天倡義營的中樞遷到武昌之後，原本被遷徙到衡州的明朝進士們也都跟了過來，黃鶴樓儼然成為了此時天下的文化中心。
闖軍強制搬遷豪族的舉措看起來像漢代的徙陵制度，實則完全不同。雖然都是地主，漢朝的地主和明朝的地主能一概而論嗎？刻舟求劍的結果只能是自尋死路。
另一時空，闖軍在山西、豫北也執行了強制搬遷士紳的舉措，連他們的家屬都一同抓到陝西。但那是因為當時各地爆發大規模的士紳叛亂，和士紳談團結已經沒有意義，還不如一概抓走，防止他們投靠清軍。從長遠來看，闖軍並沒有在陝西安置這些士紳的能力，也就是比陳永福在太原盡殺宗室的做法溫和一些而已，只是權宜之計，絕非長久之策。
徙陵制度即便在漢代，也是靠中央朝廷的軍事優勢才能強制推行的短期政策，而且只是遷徙巨富而已，對於遍布基層的中小地主還是照樣不能動。到了明代，基層情況早已天翻地覆，早就沒有執行這種制度的土壤了。
漢代還是地主經濟的幼年期，現在已經是究極體了，漢武帝能用政治身份和被遷徙的豪強做交換，而大明的士紳早就是國家的實際統治者了。在人口數量、生產模式、宗族勢力及士紳在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方面，明漢相隔近兩千年，皆不可同日而語。
如果闖軍強制要求士紳賣掉土地，全家搬遷武昌，就等於是掘他們的根，大規模的變亂是必然的。闖軍的集中士紳制度，其實倒有些像日本德川幕府的參勤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