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國的百姓還很窮苦，但是這裡的官員很注意不讓百姓餓死。我們所看到的地方，實行的都是五公五民的制度，田主取四，國庫取一。農民自己就是田主的，則只交什一稅。如果沒有其他苛捐雜稅，這裡百姓的生活就是好於九州的，從他們沒有餓死來看，也的確如此。」
高來彥五郎放下了手中的筆，他自幼因病右眼失明，因此對僅剩的這隻左眼要愛惜才行，天色一晚，他就不再寫東西了。他站起身來，一瘸一拐地走到窗邊，他的右足是跛的，這是當年在水牢里落下的毛病。
理論上來說，他是個和尚，不過塔爾摩大和尚說，法號只是個形式，只要心中有佛，叫什麼都一樣，所以他還是使用本來的名字，叫作彥五郎。因為是農夫出身，他原本沒有姓氏，因為是高來郡人，所以就叫作高來彥五郎。
窗外就是武昌繁華的街道，彥五郎看得有些出神，雖然塔爾摩大和尚早就告訴過他們，唐國的百姓一揆已經建立了很繁榮的政權，但來自肥前國鄉下的他還是很難想像眼前三鎮並峙、商賈輻湊的景象。
他不是一個人來的，塔爾摩總共派遣了五十名日本人和五十名朝鮮人來中國。用他的話說：「我也不是無所不知的人，我能指導你們的心靈，但對於起義之後如何建立一個國家，還是要求教於有經驗的專家。中國的情況遠比斯里蘭卡、孟加拉與日本、朝鮮更接近，你們去看一看中國人是怎樣做的，回來之後，才好找出適合日本和朝鮮的辦法。」
「上一次派出遣唐使，已經是七百多年前的事情了，之後兩國的交往就只靠商人，再沒有官方的學習交流了。有的高僧想到唐國學習佛法，還要靠偷渡，甚至不敢回國。」高來彥五郎的副手葦北景教感慨道，他出身於熊本藩一個破落武士家庭，從小讀的是儒經，靠教小孩識字養家餬口。島原起義爆發之後，他迅速接受了塔爾摩那一套佛耶儒混合的教義，這種窮苦的底層知識分子，最容易成為農民起義的骨幹人員。
日朝訪問團抵達寧波之後，兵分兩路。一路乘船到廣州，再由珠江水系經靈渠進入湘江，最後來到武昌，另一路則是從寧波走陸路到九江，再乘船來武昌。李自成允許他們沿途隨便他們參觀任何不涉及技術和軍事秘密的非保密單位。
除非不接待他們，否則只要允許他們來武昌，沿途肯定會見到窮人，還不如大方些，讓他們隨便看。反正李自成自覺對得起窮人，也不虧心。福建沿海雖然依舊有鄭家的船隻活動，但自從崇禎放棄都城之後，鄭家基本上不再劫掠了，鄭芝龍也要考慮為自己留條後路。
而且，有加勒比海盜護航的船隻是不會被鄭家攻擊的。王瑾堅持不肯主動聯合加勒比海盜攻擊自己的同族，但如果鄭家招惹加勒比海盜，導致他們還擊，王瑾總不能禁止外國船隻向襲擊他們的海盜開火。鄭芝龍也漸漸看出了這裡面的關竅，所以絕不會主動向阿賈伊的部下挑釁。
鄭芝龍倒不是怕阿賈伊，在近海，他可以用火攻船對付蓋倫，但是如果阿賈伊和闖軍合作，一起對付他，他就受不了了。和阿賈伊為敵也帶不來什麼實利，何必無謂樹敵。
走水路的人看到的，是廣州、肇慶、梧州、平樂、桂林、永州、衡州、長沙、岳州這些闖軍控制比較早，已經建立起新秩序的地方，走陸路的人看到的，是寧波、金華、衢州、廣信、饒州、南昌、南康、九江、黃州這些闖軍新近才控制，正在建立新秩序的地方。日本方面，高來彥三郎是水路的領隊，葦北景教是陸路的領隊，兩人都有很多感悟，一時卻不知從何說起。
過了良久，葦北景教說：「如果日本將來能做到唐國這樣，當然很好，可是兩國的情況有很多是不同的，這裡沒有大名和武士，日本也沒有士紳，直接用唐國的辦法是不成的。」
高來彥五郎說：「大和尚讓我們來學習，一定有他的道理。或許明天我們見到唐國的侯爵，能夠得到一些新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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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房間裡，朝鮮領隊朴向勤正在就著最後一點陽光看書。雖然闖軍給他們的燈油供應很充足，但他過慣了窮日子，總是能節省一點就是一點。
朴向勤今年二十四歲，作為一個起義領導者，算得上很年輕的。他出身於一個下級武官家庭，十六年前祖父和父親因黨爭獲罪被殺，全家被流放到濟州島為奴，母親和祖母死於途中，來到濟州後，一直與兄長相依為命。
而這次濟州奴僕起義的導火索，就是他兄長的死。因為半島上爆發了奴僕起義，全羅道水軍也暴動了，濟州島的官員為了防止起義軍打過來，徵發奴僕修建工事。朴向勤的兄長剛剛蓋起來的房子，被拆去當建材了。
本來朴向勤的兄長已經要結婚了，房子沒了，結婚的事也就打了水漂。朴向勤的兄長為了儘快再蓋起房子，便鋌而走險，試圖偷盜。
朴向勤的兄長被認定為反賊派來的奸細，處以分屍之刑。朴向勤第二天才在另一處工地得到這個消息，和他的兄長一起被處死的還有二十多人，其實沒有一個真的是細作，都是怠工、逃跑或犯有其他小過的奴僕，其中一個甚至只偷了半匹布和一包鹽。
之前早就有人到島上勸奴僕們造反，然而他們誰也不敢。現在很好選了，要麼當反賊，要麼被官府當成反賊，橫豎是個死，傻子才不反。
朴向勤拜入了塔爾摩門下，兄長生前教過他識字，他們是武官家庭出身，多少也會些武藝。因此，朴向勤很快就成為了塔爾摩比較重要的助手之一。他原本並不叫這個名字，「向勤」這個名字是塔爾摩讓一個華人僧侶為他起的。
塔爾摩的傳教是因地制宜的，在日本，他的教義融合了很多天主教、神道教乃至儒家的因素，而在朝鮮，他宣揚的更接近一種儒釋道合一的宗教。塔爾摩對佛教、印度教、基督教、回教四大教門很熟悉，對中國特色的儒道兩家和日本特色的神道教就不太懂了。佛教中，他的學問也偏向南傳佛教，對漢傳佛教缺乏了解。然而他在東南亞接觸了一些華人和日本人之後，現學現賣，竟然也說得頭頭是道。
宗教最大的威力不在於信的是什麼，天父天兄和至聖先師在迷信方面沒有本質區別。最關鍵的是，宗教能夠將原本一盤散沙的老百姓聚合起來，甚至賦予強烈的認同，對基層有控制力，這就使得日本農民和朝鮮奴僕原本旋起旋滅的零星反抗漸成燎原之勢。
塔爾摩現在號稱「學貫九教」，也就是對南傳佛教、漢傳佛教、印度教、回教、天主教、基督新教、道教、儒教、神道教九種宗教的教義全都精通。不精通也沒關係，別和專業神職人員打交道，專門在農村傳教就好了。
塔爾摩對於利用宗教組織反抗得心應手，但他並沒有指望靠宗教來建立新秩序。那樣的話，他死之後，教團會迅速墮落為少數人的統治工具，這些被他組織起來的反抗者哪怕奪取了政權，其後人也必然走上封閉保守的道路。就拿日本來說，誰當統治者，都會傾向於把農民禁錮在土地上，有了宗教加持的話，說不定禁錮得更牢，最後變成每座寺院控制一批農奴。
但要是指望塔爾摩拿出適合日本和朝鮮的政權組織方案來，那也是扯淡。王瑾也沒想出什麼適合中國的方案，只不過是把明末的農民起義者本來就會做的那些事情提前告訴他們罷了，再抄襲一些清朝和太平天國的制度。論革命性，他的政策還趕不上另一時空孫可望的營莊制。就連他搞的教育，都借鑑了清朝的八旗官學。
怎麼辦？只有學習，現在沒辦法，學習了更多的知識之後說不定就有了。不管怎麼樣，學習總是沒錯的。所以塔爾摩才會如此急切地派人來武昌，現在就要思考如何建設國家，不能臨渴而掘井。在如何造反方面，闖軍肯定也有比塔爾摩的想法更適合東亞環境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