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劉弘才口中，這些似乎都是非常淺顯易懂的道理，他多年以前就聽王瑾說過不知多少次了。殊不知，這些在三百多年後也就中學生水平的道理，也是無數人的犧牲換來的。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犧牲。
酒足飯飽，一個幕僚小心翼翼地說：「東翁，鞏臬台送來的文書，尚未批覆。」劉弘才的臉頓時沉了下來，調整了一下情緒，用和緩的語氣說：「你拿我的姓名章蓋上就是了。」闖軍要求將領必須識字，劉弘才現在也認得幾百個字，寫自己的名字還是沒問題的，但是他的字實在寫得太爛，又根本不愛寫字，因此一般還是直接蓋章。
孫可望問道：「軍中又有案子了？」幕僚所說的「鞏臬台」是新任的福建刑官鞏恆，由臨江府刑官升任。「臬台」在明朝本來是用於稱呼按察使的，也可以泛稱與司法有關的官員，奉天倡義營沒有按察使，所以這個稱呼一般用來稱呼省刑官。
按照闖軍的制度，軍中違紀如果達到需要流放甚至處決的程度，要有刑科參與，上報中樞核准。不僅軍隊主動申報的需要刑科調查，刑科本身也有權監督軍隊。
劉弘才說：「還不就是那些事。搶劫財物，強姦婦女，打死人命，貪贓受賄，剋扣軍餉……鞏刑官的處分我沒意見，得按規矩來。現在的刑罰已然比過去輕了，只要不出人命就是流放。」
闖軍中的各種違紀現象，從米脂起兵到現在從來就沒停過。不管那些試圖加強闖軍軍紀的人多麼努力，都只是將違紀問題限制在可控的範圍內而已。整體來看，仍然是大事偶發，小事不斷。
簡單來說，可以靠賠錢解決的都是小事，鬧出人命的就是大事。現在向各地派出衛戍部隊，隊伍分散，紀律約束變得更難，除了多派人巡查之外，也沒有什麼別的辦法。
劉弘才說：「過去有人犯事，是搶劫偷盜，殺人放火，現在我們的人也學會貪贓枉法了。唉，這人做了官，便不一樣了。」
孫可望說：「不管誰掌權，貪官污吏總是要有的，若是窮人坐了江山，天下就沒有貪官了，當年漢朝時貪官就該死絕才對。不管怎麼說，我們造這一次反，貪官污吏比之前少多了，大約能再讓老百姓湊合過二百年。自從當年陳王大澤鄉首義，老百姓隔個兩百來年就得來一次大起義，不管成敗與否，都能讓貪官污吏們消停一陣。一百年後，故態復萌，再一百年，又把老百姓逼到走投無路，再揭竿而起做流寇。」
劉弘才嘆道：「是啊，漢高祖坐了江山，二百年後有了綠林、赤眉，明太祖坐了江山，二百年後有了我們。倘若我們這次造反，也能讓天下太平二百年，那也是很了不起了。」
劉弘才和孫可望趕到了軍營，鞏恆已經等在那裡。此人三十來歲年紀，相對於一個四品官來說算是比較年輕的。但孫可望都已經是四品官了，他這個年紀官居四品在闖軍這邊也沒什麼稀奇的。瘦高的個子，面黑眼大，很有辨識度。
鞏恆向劉弘才和孫可望拱手為禮，他今天是來抓人的。軍事主官不在，他無權逮捕軍人，當然，讓他逮捕他也不敢。闖軍的軍官和士兵可從來沒有怕文官這一說，你亮繩子，他就敢亮刀子。
但劉弘才來了之後，所有人都像小狗崽子一樣老實。劉弘才只是站在那裡，一句話沒說，刑科的衙役就非常順利地把人帶走了。鞏恆的話不多，拱了拱手，先離開了，劉弘才等他走遠了，這才開口道：「來到福建，去台北方便了，你們是想去看看？」
劉弘才在另一時空名聲不顯，但就算是在原本的歷史上，他這個在史書上只有寥寥數筆的人也是萬里挑一的人傑。論本領，打了這麼多仗還活著就說明一切了。這是真正意義上的萬里挑一，和他一起造反，沒混出頭的人都死了。論人品，他在李自成死後還在陝西堅持游擊，而且軍紀不亂。和李自成、張獻忠比起來他是小人物，但是對普通士兵來說，這個身經百戰的將軍簡直是半神一樣的人物。
所有人默默低頭挨訓，沒有一個敢有絲毫怨懟之色。劉弘才的威望是戰場上打出來的，他能像對待親兒子一樣對待士兵，自然也能像親爹一樣想怎麼罵就怎麼罵。
劉弘才說：「我知道，你們中還有沒被揪出的。我們執法的原則是寧可放過，絕不錯抓，所以我也不再深究了。不過你們給我記住了，別他媽忘了自己是誰，都是餓得快死的窮棒子，披上這身皮也變不成老爺。真拿自己當官兵了？官兵有朱皇帝的軍餉，你們有嗎？得罪了老百姓，吃什么喝什麼？搶？搶他媽能搶幾天？鄭家的人也知道兔子不吃窩邊草，你們在這兒犯事，老百姓可就要歡迎鄭家來趕我們走了，闖軍還從來沒丟過這個人。」
劉弘才這個思想教育方式著實不太符合王瑾的路線，但孫可望知道這確實有用。劉弘才又罵了幾個有領導責任的軍官一番，抽這個兩耳光，踹那個一腳，有個都尉還被抽了好幾鞭子。
這是封建軍隊，家長制、軍閥作風在這個年代才是主流價值觀，李自成教訓部下的時候也經常拿拳頭腳丫子說話。像王瑾這樣永遠嚴格按照紀律來的，也能得軍心，但效果反而不如這些簡單粗暴的好。
打過罵過，事情也就過去了。要是指望劉弘才因為部下有人犯罪就搞個整風運動，那也是想太多了。就連王瑾都堅決反對那樣的做法，他一貫認為運動式的紀律整頓的就是製造冤假錯案，「寧可放過，絕不錯抓」那句話就是他說的。
這就是王瑾奇怪的政治觀點：「我造反，我組織兵變和農民起義，還有礦工和奴僕的暴動，但我是個保守的改良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