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可望只是指導工作的，具體的任務自有下面的官吏去辦。他今天的任務是接見石井、安平一帶的鄉紳，以安定人心。
對於闖軍清丈田畝、減租減息的政策，鄉紳們自然頗多抱怨，但鄭氏在這裡勢力太大，鄉紳們沒有發展起特別大的勢力，也難以和闖軍對抗。不過，孫可望很確定，這些人中肯定有不少與鄭氏暗通。
這些人當然不至於對鄭氏有什麼感情，但是鄭氏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令他們舒適的舊秩序。
積極向闖軍靠攏的也不少，尤其是得知孫可望尚未婚配之後，好些人打算將女兒嫁給孫可望，當妾都行。
在石井待了兩天，孫可望覺得自己的工作作用也不大，這些鄉紳的態度不是輕易能扭轉的。儘管闖軍做出各種姿態，顯得自己是個正常的統治者，但只要鄭家還存在，鄉紳就不可能徹底倒向闖軍。
孫可望返回安平見劉弘才。劉弘才最近正忙於整編新投降的沿海各衛所里的明軍，這些人和海盜也沒什麼分別，想把他們的人數統計出來都很困難。
福建的情況很複雜，尤其是沿海地區，各種勢力盤根錯節。同時，入閩的闖軍還有威懾江西的軍事任務。入閩能這樣順利，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福建明軍中最能打的那部分被黃斌卿帶去江西了。闖軍攻入福建時，黃斌卿沒敢回援，因為他駐守的建昌是益王的封地，一旦讓袁宗第打下建昌，他難免人頭落地。
闖軍倒沒打算為難益王，饒州的淮王也是一樣。江西這兩個藩王都沒什麼惡名，在闖軍的計劃里，捉住他們之後也就是讓他們去陪桂王一起種地。
闖軍迅速占領福建全境，而江西明軍又毫無動作，這就使得整體戰局發生了重大變化。江西明軍陷入了闖軍的三面包圍，而虛弱的浙江也暴露在了闖軍兵鋒之下。
理論上來說，闖軍入閩的兵力很少，控制福建已然不易，並沒有餘裕去分兵進攻江西和浙江，但對於明軍來說，還是應該料敵從寬。
但是明軍能用什麼辦法來應對呢？是反攻福建，還是向浙江調兵？江西戰場上，尚可喜、解學龍、黃斌卿三部都不能調離，尤其是黃斌卿部，因為老家被端軍心已經亂了，派他們回福建和派他們投闖沒區別。江南又因為西軍渡江而亂作一團，浙江已經無兵可用了。
孫可望倒不用思考這些，他的主要職責是管錢。回到安平，劉弘才已經備好酒飯等他了。清蒸筍江鱸魚、海蠣煎、香芋泥、千層腐皮，再加上香菇麵筋湯。
劉弘才剛到泉州的時候，也大吃了幾頓海鮮，但是吃了一段時間之後，他還是覺得烤羊腿、紅燒肉好吃。不過這裡的海鮮便宜，肉食卻很貴，劉弘才看著著實心疼，所以平時還是吃魚吃貝。這些農民起義者出身，有過險些餓死經歷的人，消費觀念是很難改變的。
「這幫牆頭草，我看和他們多廢話也沒什麼用，什麼時候我們打下廈門、金門，他們就什麼時候和我們團結。什麼人最合作？脖子上架著刀的人最合作。」孫可望發著牢騷。四兄弟中，李定國和劉文秀對士紳的態度都算比較溫和，艾能奇從來不接觸民政，倒是孫可望在處理和士紳關係問題上的態度最激進。
劉弘才指了指同席的兩個幕僚：「像這二位一般本領的官吏，要是能往每個縣都派三百個，大元帥敢廢租佃行井田。可現在我們每個縣只能派十個，所以還得和這幫財主打太極。」
劉弘才絲毫沒有意識到自己說的這番話有多大的意義，闖軍造反八年了，也有不少人提出過類似於《天朝田畝制度》里那樣「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天下人人不受私」的想法。宋代的鐘相有「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卻沒能做到，李自成以「均田免糧」為號召，然而免糧可以，均田卻終究不行，在沒有大規模拋荒土地的地方，「均田」只能解釋成「均平田賦」，連查還被豪紳霸占的土地的政策執行起來也會出現極大的問題。
另一時空的李自成和後世太平天國的領導者都從實踐中知道徹底的均田是做不到的，終究要和地主合作才行，但他們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他們的政策也就難免有滯後性，而且不得不通過犧牲來得到經驗。
但現在，闖軍有了一套理論指導：官府採取什麼樣的政策，要看官府掌握著怎樣的官吏隊伍。官吏隊伍的執行能力越強，就越可以採用複雜、激進的政策而不出亂子。而官府對官吏隊伍的掌握程度，要看培養管理隊伍的經濟基礎。科舉制出身的官的培養要依靠地主和宗族的地租收入，所以靠官難以執行損害士紳利益的政策；吏的培養要靠上一代吏的灰色收入，所以不派空降官員不能整頓吏治；世襲軍官的培養靠的是他們的特權，因此他們是舊秩序的堅定捍衛者，同時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容易被脅迫投降。
因此，要執行損害士紳利益的政策，必須有資金來源不受士紳影響的官吏培養渠道。農民、工匠、士兵靠自己的收入是不可能保證自己的子弟學習這麼多知識的，所以現階段能依靠的只有用國家財政培養出來的官吏。國家的財政收入越充足，就越能培養更多的官吏，就越能執行更高效的政策，政策效率高了之後，財政收入又會變得更高。
然而，又不能為了這個目的一味斂財。天下百姓能生產出的產品是有限的，官府拿得太多，大家就又造反了，農民已經夠慘了，因此官府要斂財，也不能從農民手裡摳，除了自行經商獲利及對大宗商品流通抽稅外，只能從租佃地主手裡摳。
即便如此，生產力水平擺在這裡，地主家的餘糧也是有限的。故而國家財政不可能寬裕到讓所有人受教育，能培養出的官吏隊伍也是有限的，再加上通信、交通等原因的限制，無法做到真正深入鄉村，也就不可能徹底廢除租佃制。因此，既不能放棄用田租培養出來的官員，又需要藉助士紳來控制基層，和士紳合作也就是必不可少的。
王瑾的這套理論在鄧岩忠、陳可新等人看起來簡直可怕，他們倒是並不覺得王瑾說得不對，但王瑾說的這些東西實在是太過直白，根本毫無掩飾。光明正大地宣稱「地租越高，流寇越多」「利息越高，暴民越多」，光明正大地宣稱君王統治的關鍵是對士紳既利用又壓制。把自隋朝以來持續千年的科舉制視為經濟落後、財政不足、官吏隊伍弱小的條件下的權宜之計。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鄧岩忠等人倒沒什麼可擔心的。他們這些早期投闖的文人雖然也是士紳，過去不是的現在也是了，但基本上都是中小地主甚至富農、中農出身，減租減息對他們的利益損害不大。他們已經占了闖軍這條船上最好的艙位，闖軍敗了，他們死無葬身之地，也不用考慮什麼政策不政策的了，闖軍贏了，他們就是開國功臣，不管是用田租培養官員還是用國家財政培養官員，他們的子孫只要不作死就能有一席之地。
然而，他們都覺得王瑾的設想太瘋狂。就算王瑾否定了「人人皆入學，村村有官府」的激進想法，但已經開始實行的「對軍官子弟進行五年義務教育，畢業考試合格即同秀才出身」的政策在他們看來還是用力過猛，儘管這沒有撼動士紳們的根基，可同樣是從士紳嘴裡摳錢培養制衡他們的人。
王瑾比他們更清楚這種政策會招致的反彈，但他也清楚，所謂階級，並不是一個實體，而是對無數個體的統稱，個人利益和階級利益從來都不是統一的。現在正是幾百年來地主階級最虛弱的時刻，如果現在不趁此機會對他們做出限制，那就要等下一個治亂循環的周期的到來了。到那時，不僅要面對比現在的滿清強大不知多少倍的外部力量，也不見得會有李自成和王瑾這樣的農民起義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