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象履說：「是葡萄牙人的事情，廣東現在有了這麼大的變化，他們擔心澳門會不會受到影響，還有耶穌會，他們想就傳教的問題和巡撫談一談。」
李象履心說你不會又讓我去找香山知縣吧。還好王瑾沒這麼幹，廣東的紳商大戶不計其數，他接待不過來，但葡萄牙人只有這一家，何況這的確是只有巡撫衙門才能決定的事情。
「葡萄牙人依然可以每年到廣州貿易一次，但是必須居住在指定的區域內，不准隨意走動。地租還是每年五百兩不變，但是關稅要恢復比例抽稅制，不能再像之前那樣每年交兩萬兩銀子了事了。具體的關稅問題，要他們派人來廣州再與我談。還有，中國的土地上不能有葡萄牙的官府，我只和葡萄牙商人談。」
王瑾並不想斷了葡萄牙人的活路，雖然葡萄牙人初到中國沿海時帶來了戰爭，但自從他們留居澳門，雙方已經大體上相安無事百年了。就算是為了錢才相安無事，但和平就是和平。何況葡萄牙人不久前還幫著明朝抵抗清軍，闖軍既要繼承明朝在廣東的主權，也應該繼承這個人情，不能搞雙重標準。但是，也僅限於保留活路。
飯要一口一口吃，王瑾打算先提一個比較好接受的初步條件，然後再一點點剝奪澳門的特權。
明朝的關稅制度從理論上來說其實很合理，外國商船來華，他們輸入明朝的商品要交百分之二十的稅。廣州的牙行向外國商人出售商品，要交百分之十的稅。
明朝本國商船出海貿易的稅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引稅，用於購買船引，也就是許可證，第二部分是水餉，在出海的時候，根據船隻大小收稅，第三部分是陸餉，船隻返回時，對進口的商品收百分之二的稅。
這套制度如果正常執行的話，還是很合理的。出口稅輕，進口稅重，本國船隻稅輕，外國船隻稅重，很符合此時全世界通行的稅收思路。明朝竟然敢把本國商品的出口關稅提高到百分之十這件事，讓全世界都艷羨不已，因為中國的手工業實在太發達了，加了這麼高的稅照樣能衝擊別國市場。
但是，現在大明有「正常執行」這一說嗎？
由於明朝出口多進口少，所以從國外返回的船隻上經常只有銀子沒有貨物，所以就征不到陸餉。官府覺得虧了，乾脆不管你船上是啥，一概徵稅一百五十兩。因為官商勾結，走私泛濫，越是合法商人越不掙錢。發展到極致，就是現在鄭芝龍獨霸福建，走私已經過了明路，朝廷在月港的督餉館無稅可征，乾脆撤銷了。
澳門方面，葡萄牙人則是儘量多賄賂，少繳稅。比如說這條船上本來有兩萬兩銀子的貨物，要抽稅四千兩，葡萄牙人用一千兩銀子打點上到兩廣總督，下到碼頭小吏的主管官吏，他們的報關單就改成了貨物價值一萬兩，只交兩千兩的稅。
葡萄牙人省了一千兩，廣東官場賺了一千兩，皆大歡喜，而大明朝廷和那些從東南亞輸入洋貨，與葡萄牙人有競爭關係的普通商人就賠了。這些人當然也不是什麼善男信女，也想玩這一套，可是他們沒有葡萄牙人財大氣粗。除了鄭芝龍、劉香這樣的大海商，誰也沒法和葡萄牙人競爭。
這樣計價徵稅太容易作弊，最少的時候，葡萄牙人一年只交九千兩的稅。朝廷覺得這樣實在太麻煩，於是直接改成了固定稅率，讓葡萄牙人每年交兩萬兩。但其實葡萄牙人的負擔並沒有減輕，還是將大把的銀子送入官府，只不過沒進國庫，進了官宦的私囊。
闖軍占領廣州之後追贓助餉，海關是重災區，又被處決的，有發配瓊州的，有的部門的人員甚至十去其九。新換上來的人極少有降人，以闖軍老兄弟為主，新科舉出身的為輔。並不是說闖軍老兄弟就一定不貪，但現在重新建立了更嚴格的審計監察制度，再加上活閻王剛剛處決一批稅吏的威懾力，總歸能保鮮一段時間。
別的事情尚有經驗可循，但是在如何制止官員挖封建主義牆角方面，歷朝歷代的所有舉措最後都被證明是治標不治本。王瑾也只好努力去治標，多續一年算一年。或許將來闖軍子弟的教育有了成效，能多一些海關方面的人才，但王瑾不覺得這能解決多少問題。
原本做洋行生意的牙商在追贓助餉時也被幹掉了不少，餘慶原本經營的那家字號成了廣州最大的牙商。從這個角度來說，王瑾也沒什麼立場說別人，他自己就是官商勾結的典範。牙行有官府和一大群軍官的股份，那還有什麼公平可言。只不過王瑾有更高的追求，沒把這些靠不正當競爭得來的財富用於揮霍，而是拿來補貼財政了，但是長期下去，這是一定會出問題的。
王瑾的答覆讓李象履鬆了一口氣。李象履是個天主教徒，但是並不喜歡葡萄牙人，可是他很清楚，澳門是中國對外交流的窗口。有葡萄牙人在，中華的官員看到他們的火炮、火銃、船隻厲害，一些比較有頭腦的人就會心生艷羨，設法仿製。如果關起門來，自認為老子天下第一，那還怎麼進步？
雖然另一時空有澳門在也沒耽誤大清落後挨打，雖然就算沒有澳門也有別的對外交往渠道。但李象履的想法還是很值得鼓勵的，畢竟他能夠正視明朝與歐洲的關係，從最務實的角度去思考問題，這已經非常難能可貴了。
前不久，廣東官府剛剛將本國商船的稅率調整為百分之二的出口稅和百分之四的進口稅。理論上來說稅率提高了，但是少了各種苛捐雜稅，海商的處境還是比之前好了些。最關鍵的是不用求爺爺告奶奶地去爭取數量有限的船引了，有一張納稅證明就可以出海。雖然他們船小，航海技術也不如葡萄牙人，但是他們的關稅只有葡萄牙人的五分之一，依然有競爭力。
「那麼耶穌會的問題……」「已經建成的教堂不予拆除，但不許再新建，不准在教堂以外的地方集會。除了澳門之外，其他地方的教職人員必須是華人。傳教士未經允許不得私自進入內地。教會允許允許收容孤寡老人，不允許收養孤兒，不允許開辦學校。在有教會組織的地方，縣衙禮科會有一個和僧錄司、道錄司一樣的教會司對其進行管理。」
李象履沒想到王瑾在這個問題上居然這麼堅決。自二十二年前的南京教案時，肇慶、韶州、南雄的天主教堂都已經被明朝官府沒收了，雖然還有一些信徒存在，但按照王瑾的這個說法，顯然是不允許他們恢復教會。這樣一來，整個廣東就只剩下了海南島的上的瓊山縣和定安縣各有一座天主教堂。負責海南教務的神父大為加去年剛剛因為年老回國，澳門方面也只能派華人傳教士前來了。
李象履還想再說，王瑾已經出門去了。很顯然，他根本不打算和耶穌會有接觸。廣東的天主教徒數量曾經占明朝天主教徒數量的三分之一，也是明末教案最多的地區之一，教會與宗族勢力衝突不斷。既然大明官府已經做了這個惡人，王瑾也犯不上再當爛好人。
另一時空清朝執行的禁教政策是無可避免的，換成李自成的子孫也是一樣，東亞的世俗君王容忍不了接受羅馬指令的教會組織的存在，日本的將軍如此，中國的皇帝也如此，換誰當都不會有區別。再加上耶穌會、方濟各會、多明我會、奧斯定會之間互相拖後腿，還有羅馬教廷的禮儀之爭，禁教是早晚的事。
既然如此，不如從現在開始就嚴厲限制。要是天主教會的勢力一直這麼弱小，在瓊山、定安小打小鬧，或許也就不會有大規模的禁教了，如果他們暗中傳教勢力變大，限制得早了，真正禁教時的陣痛也會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