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總兵尚可喜、安慶總兵黃得功、廬州總兵劉良佐、泗州總兵牟文綬、山東總兵倪寵、福建總兵鄭芝龍、浙直總兵王之仁、河南總兵張任學、湖廣總兵錢中選、京營總兵孫應元，總共十大總兵的軍隊劃入了楊嗣昌麾下。
要不怎麼說崇禎和楊嗣昌才是真愛，仗打成了這個熊樣，竟然還對他信任如初。在楊嗣昌上報取得了「南昌大捷」之後，立刻把之前他在湖南打敗仗的事情拋諸腦後了，調集七省十總兵的兵馬，支援楊嗣昌，一定要將闖賊徹底消滅。
與之相對應的是，洪承疇、方孔炤、陳睿謨三人都遭到了嚴厲的申斥。方孔炤因為「後勤轉運不利」的罪名被革職，陳睿謨的罪名就大了，喪師失地，直接著錦衣衛鎖拿進京。汝南兵備道宋一鶴在楊嗣昌的舉薦之下接任湖廣巡撫，至於偏沅巡撫，暫時就沒必要派人了。
吳兆仁出任雲南巡撫，秦翼明出任貴州總兵。至於貴州巡撫的人選，崇禎久久不能確定，最終他想起了一個人：原宣府巡撫馬士英。
崇禎五年的時候，馬士英出任宣府巡撫，上任剛一個月就從公款里支了幾千兩銀子用來賄賂朝中大員，被監軍太監舉報，於是就罷官了，但是也有不少人為他鳴不平，說這是閹黨構陷。
雖然有前科，但馬士英是少數既熟悉西南局勢又知兵的文官之一。不過馬士英是貴州人，在家鄉做巡撫不合規矩，所以崇禎最終決定由馬士英出任雲南巡撫，吳兆元改任貴州巡撫。
至於熊文燦和鄭茂華，據說這二位已經與靖江王全家一起被闖賊流放到海南島了，崇禎想收拾他們也無從下手。至於臨陣脫逃的陳謙、陳邦傅二將，也找不到。
洪承疇在嘉陵江的表現令崇禎非常惱火，不僅沒能殲滅流寇，還折了白廣恩、賀人龍二將。但是洪承疇是不能罷免的，孫傳庭在陝西脫不開身，傅宗龍才剛剛上任，西路剿闖的責任除了洪承疇之外還真沒有別人能扛。
何況洪承疇剛剛招降了三萬流寇，一旦貿然將他罷免，恐動搖降寇之心，使其復投李闖。因此崇禎對洪承疇只是申斥而已，令他戴罪立功。
劃歸洪承疇指揮的部隊同樣有十總兵：四川總兵羅尚文、貴州總兵秦翼明、雲南總兵沐天波、臨洮總兵曹變蛟、固原總兵左光先、寧夏總兵賀虎臣、西寧總兵馬科、剿寇總兵高迎恩、偏沅總兵閔一麟、甘肅總兵柴時華。崇禎計劃東西兩路一齊進兵，迅速將闖賊剿滅。
闖賊竟然割據建政，開科取士，這已經深深觸犯了崇禎的底線，今後的一切政策都要圍繞著剿闖這一核心要務進行。倘若不將闖賊迅速剿滅，任其在南方發展勢力，其害將遠過於東虜。
在崇禎看來，皇太極不過是個蠻夷可汗，意在擄掠子女金帛，而李自成想要的卻是他屁股下面的龍椅，其中的輕重緩急大有差別。
洪承疇、孫傳庭、傅宗龍等有腦子的督撫對於崇禎的這一計劃都十分不看好。還二十路總兵剿闖，小說看多了吧？等於除了遼東、直隸和山西之外，從全天下動員力量來圍剿李自成。要是打贏了還好說，要是打輸了，大明朝就算徹底完了。
更何況以明軍現在的情況，將這二十路大軍集結起來都是不可能的。這麼多的軍隊長途跋涉，需要多少糧餉？誰來掏這個錢？尤其是甘肅總兵柴時華，從他的駐地甘州到剿闖前線的荊州有將近四千里地，等他來怕不是要等到明年了。
然而，沒有一個人提出反對意見。這些督撫現在都是「待罪之身」，在這個時候給皇上潑冷水，還想不想幹了？
洪承疇認為，最好的辦法應該是由他自己率固原、寧夏、臨洮、西寧、四川五鎮兵沿江東進，以荊州為基地，攻打岳州。尚可喜進兵江西，迫使闖軍分出主力迎戰。偏沅部隊牽制湘西闖軍，鄭芝龍派出麾下海盜襲擾廣東沿海，再煽動廣西、湘西土司襲擊闖軍。
由二十個總兵參戰變成八總兵，而且閔、尚、鄭三部的糧餉還可以在當地自籌，這樣的戰役規模還在大明負擔得起的合理範圍內。只要打下岳州，湖南便門戶洞開，闖賊只有放棄湘贛退入兩廣，這樣一來，對國家的威脅就大大下降。
如果闖軍主力在湖南被重創，官軍就可以一鼓作氣攻入兩廣，如果闖軍主力完整，那再慢慢想辦法。對付李自成這樣堅韌狡猾的對手，就不能抱著畢其功於一役的想法，一定是持久戰。
可這些話他這麼跟崇禎說呢？崇禎要是聽不進去，肯定是勃然大怒，天威難測。要是聽進去了，好啊，你去打岳州吧，要是萬一打不下來？那又該怎麼說？
因此，洪承疇很乖覺地選擇了閉嘴。
但也有不識相的，孫傳庭、傅宗龍二人便上書崇禎，孫傳庭說邊軍乏餉，陝西軍情緊張，希望別把甘肅兵調走。傅宗龍說百姓困窮，國家財力虛竭。崇禎當然不會聽他們兩個「胡說八道」，下詔將二撫申斥了一番。
軍隊畢竟不是聖旨一下就能直接傳送到戰場的，因此，楊嗣昌提出了兩個配套方案。
第一，就是加征楚餉。原本預定只徵收一年的剿餉肯定是不能取消了，而且區區三百萬兩銀子也根本應付不了這樣龐大的軍事開支。楊嗣昌重新制訂了一個「楚餉」的加派計劃，餉額一共九百六十萬兩。
七百四十萬的遼餉，三百萬的剿餉，九百六十萬的練餉，加派總數竟已高達兩千萬，而在徵收的過程中，有的地方征不上來，有的地方還要多征，實際的徵收額還要再上浮幾百萬兩。至於經辦官吏中飽私囊的部分，那就是天文數字了，根本無從計算。
楊嗣昌還「創新性」地提出了一個觀點：加派是按土地田畝數額進行的，因此受損最大的肯定是大地主。這樣一來，就購買土地的成本就會提高，就可以抑制土地兼併了。這可真是治標又治本的奇策啊。
楊嗣昌要麼是個對基層沒有半點了解，連「產去糧存」這種簡單把戲都沒聽說過的蠢材，要麼就是完全不顧百姓死活的狗官，二者必居其一。然而楊嗣昌已經用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並不是那麼蠢，所以他只能是後者了。
總有人以為明朝亡於自然災害，然而實際上就算明朝官吏的中飽私囊嚴重破壞了水利設施，也沒有多少自然災害能嚴重到徹底顆粒無收，朝廷的稅收、田主的地租以及債務才是令百姓不得不淪為流民的根本原因。
正常來說，發生災荒之後，朝廷應該豁免錢糧，但崇禎由於國用不足，在批准豁免錢糧時非常「謹慎」，作為田主的宗室、勛貴和一般士紳自也不會因為鬧災就大發慈悲減免田租。放印子錢的更是心如鐵石，掙的就是這喝人血的錢。倒也的確有某些人道德水平比較高，會減免田租，甚至施捨災民。但是，從來只會有道德高尚的個人，不會有道德高尚的階級。
根據明朝的稅收政策，一個地區的賦稅是固定的，不管當地的百姓逃走多少，稅都不會減，那麼沒有逃荒的人就要交更多的賦稅。因此一旦逃荒開始，就再也無法遏制。可以預見，在這樣竭澤而漁的加派政策下，下一波的流民潮馬上就要到來了。
而與之配套的第二個策略，就是楊嗣昌已經提過的「攘外必先安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