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從吏員中簡拔。新官府中九品的官員，一部分是由投降過來的未入流官提拔的，比如庫副使、倉副使、錄事、檢校、司獄、典史之類的官，在明朝都屬於月俸三石的未入流官員，投降之後都提拔為九品官。
但是闖軍既然裁減了胥吏的名額，九品官的數量自然要多於明朝，靠投降人員補不上這麼多缺口。因此，闖軍以府為單位對在職吏員進行考核，評為優秀者調往他府擔任九品官。
這種擢吏為官的做法，倘若在和平年代執行，必然會掀起軒然大波，引起天下讀書人的公憤。但是現在湖南士紳還都以闖軍為反賊，大部分都不肯合作，正好讓闖軍可以隨便搞，想提拔誰就提拔誰。等到士紳想和闖軍合作的時候，制度已經確立，他們想改也改不了了。
所謂「胥吏道德敗壞，不能做官」純屬扯淡，在另一時空，多少包衣奴才高官得做，駿馬得騎，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向清廷獻策遷界禁海的房氏兄弟。胥吏的道德再敗壞，能比他們還敗壞嗎？怎麼不見哪個官員跳出來說：「狗奴才道德敗壞，不能做官。」清朝讓漢奸當大學士都沒出什麼問題，闖軍提拔幾個吏員當九品官又怎麼可能有問題。
胥吏在道德上有毛病的確是普遍現象，但科舉出來的讀書人道德就沒毛病嗎？可能確實有不少讀書人真的相信他們這些「讀聖賢書」的人在道德品質上和胥吏有根本性區別，但是在闖軍將領們看來，都是一個鳥樣。
第四，直接招攬鄉紳。凡是致仕、罷職、丁憂在家的明朝官員，只要投降，一律和現任官員一樣晉升一級。未授官的舉人，來投即為七品官。在明朝有秀才功名的人，進文章一篇便可授官，優者授八品官，良者授九品官。至於進士就不提了，因為根本沒有進士來投降，連舉人也沒來幾個。
在另一時空，闖軍六年後才開始建立政權，那時大明要完的跡象已經很明顯了，因此什麼人都想往闖軍這條船上跳。而現在，大明看起來似乎還能搶救一下，而且必然會很快調集大軍進攻湖南，士紳們對闖軍能否守住湖南尚十分懷疑，自然不會來做闖軍的官。
田見秀告訴派駐各縣的人，由得他們去，這些士紳不來做官最好。鼓勵投降的典型有幾個就夠了，也用不著樹立那麼多。正好給那些主動來投奔的窮書生多留些位置，這些人才是真正能和闖軍站在同一陣線，甚至在生死關頭也可以放心信任的。
倒不是說士紳一定就會叛變，窮秀才就一定可靠，但是士紳中對闖軍不忠誠的比例肯定更高。王瑾在這個問題上極其重視，絕不允許因為出身排斥士紳子弟，說這件事的時候甚至嚴肅到了聲色俱厲的程度。
田見秀本來也不是會因為出身歧視別人的人，雖然不喜歡士紳，但是在授官時對每個人都就事論事，委任公允。他在湖南的官員招募工作完全憑自願，對於不想來的人，既不像另一時空的李自成和張獻忠那樣拿刀子逼著來，也不會因為某個人有名望就特意去請。手上有一批闖軍自己培養出來的懂實務的讀書人，對於士紳的依賴度就大大降低了，他們愛來不來。
第五，就是像吳侯這樣來應考的在明朝沒有功名的讀書人了。田見秀已經打定主意，這批人只要能寫出讓人能正常讀得懂的文章，就都留下。雖然裡面混了不少投機分子，不過現在沒法甄別。這樣一來，湖南的官員隊伍就基本滿額了。
闖軍的科舉與明朝大不相同，吏、戶、禮、兵、刑、工六科是分開考試的。禮科的考試和明朝的科舉一樣，考的是八股文章；吏科則是以史事、時事為題的策論考試；戶、刑二科的考試，乾脆就是錢糧、刑名師爺的工作內容。
兵科的考核內容除了一些基本軍事常識之外，全是軍事後勤方面的內容，實際上就是給闖軍自己人留著的。因為直接任命軍官當文官不太好看，所以田見秀就讓打算轉文官的闖軍兄弟去參加考試。
反正兵科的考試內容除了占比很低的兵法基本理論之外，都是四斤半重的炮彈要搭配多少火藥、一斤馬料里放多少黑豆這種題目，田見秀不信有哪個明朝文人能比闖軍弟兄們還懂。
工科考的內容最雜，包括農學和各種手工業相關知識，還有水利、建築等方面的內容。來應考的除了闖軍自己人之外，要麼是從事過相關領域工作的胥吏，要麼是小商人、店伙出身，幾乎沒有傳統的讀書人。
總體來看，傳統的讀書人在吏、禮兩科具有絕對的優勢。戶、工、刑三科中，則是胥吏、商人以及闖軍隨營學堂出來的人更占優勢。雖然那些大地主家庭中接觸過實務工作的人也不是不會這些，但他們現在還都在觀望。至於兵科，就幾乎完全是闖軍兄弟的天下了，除了極少數類似於徐以顯、潘獨鰲的看對了書的軍事發燒友，只有個別投降的明軍軍官子弟能摻和一下。
當王瑾提出這套科舉方案，鄧岩忠、陳可新等人就告訴他，這是要天下大亂的。
他們倒是不反對這種科舉方式，畢竟他們來得早，新人怎麼考也影響不到他們。他們是真的從闖軍的角度考慮，判斷這樣的科舉方式一定會導致天下讀書人的不滿。
明朝後期，很多人已經對僵化死板的八股文有很大意見了，有不少要求改革的呼聲，但誰也沒想到竟然有人敢這麼改。考八股也好，考策論也罷，不過就是換個文體，換個形式，科舉還是那個科舉。然而王瑾的這一套，直接把蛋糕切走了一半。
闖軍的家眷分別安置在九座府城，每一座府城都建立了學堂，讓闖軍兄弟的子弟就讀，教的都是王瑾那一套。
隨著闖軍占領城市，他們有了更好的條件，系統性地將軍事知識和原本由胥吏掌握的實務知識教授給闖軍子弟，他們在戶、兵、刑、工四科上的競爭力將越來越強。
闖軍依然保留了各地的府學、縣學的設置，不過並沒有干預教學內容，主管官員都是投降的明朝文人，經費也絲毫沒有增加。總體態度就是，我們就這麼考，你們愛學不學。
理論上說，這是一種很公平的制度，大家都是在科舉制度的框架內憑本事去考，至少比八旗官學那種自成一套仕官體系的制度要公平。可問題是，出題的是闖軍，判卷的是闖軍，學校的老師還是闖軍，府學、縣學的生員們想要學習戶、兵、刑、工四科的知識，必須從頭開始。
顯然，闖軍不會從財政里掏錢去補貼這些非嫡系的人。從這個角度來說，闖軍拿從全體國民身上取得的財政的錢只供自家兄弟孩子的教育，也是一種不公平。
闖軍也不可能把這種新式的教育放在府縣儒學之中，這種機構被士紳控制是無可避免的。明朝軍人政治地位的低下對於闖軍來說是非常深刻的教訓，首重軍學這一點肯定不會動搖。農民起義者出身的闖軍對曾經與他們水火不容的士紳群體有天然的不信任。
說實話，農民起義者能像大明這樣迅速和士紳打成一片還真是異數，像另一時空的李自成那樣和士紳打成一片才是農民軍的正常狀態。這也是為什麼歷史上農民起義者成事極少的原因之一。
除了闖軍子弟之外，商人子弟和胥吏子弟也會加入科舉競爭，使得原本就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科舉的激烈程度再翻一倍。大戶人家的子弟尚可以改學錢糧刑名的本領，而小戶子弟連改學策論的條件不一定有，只能一窩蜂地往禮科這條路上擠。為了改變這種狀態，民間辦學的方向也一定會發生變化，導致更多的爭端。
現在因為根本沒什么正經士紳來參加科舉，所以闖軍愛怎麼考就怎麼考，也沒人在意，可如果將來把這種制度向更大的範圍推廣，必然在天下讀書人中引起軒然大波，「天下大亂」的評價絕非虛言。到那時，是福是禍就很難預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