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學長這一次想來是必中的了！」一名年輕的書生興奮地說。那個「吳學長」是個年近四旬的中年書生，寒冬臘月還穿著一身破舊的單衣，凍得直哆嗦：「能中自然是最好，也不枉我們趕了六百里路從吉安跑過來。」其他幾個同來的書生都在興奮地議論，仿佛馬上就要做官了。
吳侯是江西吉安人，上個月，劉文煌率領闖軍兵不血刃攻下了吉安。劉文煌和他的紅營在吉安極有名望，自從聽說他去參加湘南暴動，當地的奴僕全都在翹首企盼。如今紅營回來了，就是暴動的信號。奴僕們紛紛捆打主人，燒毀身契，吉安府下轄各縣的官府統治秩序完全崩潰，防禦形如無物。
為了爭取吉安奴僕、棚戶的民心，劉文煌轄下的闖軍也統一採用紅巾裹頭的裝束。熟悉的扮相，再加上從明朝邊軍手中繳獲的大量鐵甲、馬匹和闖軍老兵的嚴整隊形，帶給了吉安人極大的震撼。
吉安是名人輩出的地方，歐陽修、楊萬里、胡銓、文天祥、解縉、胡廣、彭時、楊士奇……但有這麼多著名的文人、名臣，同時也意味著本地的士紳勢力特別強大。一塊地既然能長莊稼，當然也能長雜草，本地的劣紳也不在少數。
讀書人越多，進學的道路就越窄，像吳侯這種家窮人丑脾氣臭的傢伙，連縣試都通過不了。一方面是他好說怪話，愛打抱不平，總得罪人，另一方面是他喜歡寫古文，寫唐代的那種四六駢文，堅定地認為八股文是垃圾，就算主管官員不徇私舞弊，他也一樣考不上。
但吳侯也並不是沒有才學，他寫得一手好詩，又熟讀經史，文化水平還是有的。窮得沒轍的時候，也做過幫人代寫狀紙的活計，對於司法工作比較熟悉。
闖軍占領吉安之後，原本把持府學、縣學的豪紳們一個個被捆打遊街，吳侯等一干平時受他們欺壓的窮書生無不拍手叫好。王瑾對待士紳，要麼一刀砍了，要麼客客氣氣。而吉安的奴僕們沒那麼狠，對於那些平素欺壓過他們的主人，大多是打一頓就完事了，極少鬧出人命。
王瑾並不贊同這種做法，這些士紳又不像馬世耀、郝搖旗那樣，犯了錯誤之後打一頓就能學好。打完之後，他們記了仇，將來還是會想辦法報復。所以王瑾對待士紳，要麼優待，要麼直接弄死。
吉安奴僕們沒想這麼多，他們只覺得把過去被毆打虐待的氣出了就滿足了，趁機跟著起鬨的爛人們也是搶掠了些財物便心滿意足，誰也沒去想那麼遠的事情。像吳侯這樣的讀書人更有見識，也覺得只要把劣紳們打趴下，換了官府，新秩序就算建立起來了。
很快，知府衙門貼出了告示，奉天倡義營在衡州舉行科舉，無論什麼出身均可參加，唯一要求就是識字，除此之外再無任何限制。
此消息一出，有兩批人最為歡欣鼓舞。一批就是吳侯這樣之前沒能進學的底層讀書人。新官府剛剛建立，急需人才，錄取標準肯定會放寬。而且這次考試是分科進行的，八股與策論的考試分開。對於吳侯這種好讀史書，又不擅長八股文的人來說，這就是巨大的優勢了。
另一批就是胥吏，他們久居「賤役」，世代不得應科舉。雖然其中很多人就是披著公門皮的黑社會，但也確實有一部分胥吏是有真本事的，如今有了參加科舉的機會，有可能實現從吏到官的人生飛躍，豈能不欣喜若狂。
北宋端拱年間，有一個叫陳貽慶的胥吏參加科舉，以周易學究及第，不料，宋太宗趙光義勃然大怒：「科級之設，待士流也，豈容走吏冒進，竊取科名！」下令剝奪陳貽慶的功名，趕回原單位去，並且嚴令不許胥吏再參加科舉。
朱元璋即位之後，又強化了這一制度：「科舉初設，凡文字詞理平順者，皆預選列，以示激勸。惟吏胥心術已壞，不許應試。」朱元璋做過老百姓，自然受過不少胥吏的欺壓，他會對胥吏有這樣的看法也並不奇怪。但是，胥吏的心術為什麼會敗壞呢？沒有工資，沒有晉升渠道，官員還把他們當成奴才說打就打，這樣的一個階層，能不腐化墮落，能不盤剝百姓嗎？
李自成和其他闖軍將領，做老百姓的時候也沒少被胥吏欺壓，但與朱元璋不同的是，李自成先做驛卒，後做里長，都是介於胥吏和百姓之間的身份，只有艾家這樣的豪紳才能欺壓他，一般的胥吏是欺負不到他頭上的，初期參與起義的兄弟里也有一些是底層的胥吏。
今後三百年裡的胥吏都要感謝張禮，有這樣一個胥吏出身的闖軍元勛在，不管那些科舉出身的官員對胥吏有多歧視，張禮用一句「老子就是胥吏」就能頂回去。
此外，還有一些破產的小商人、識字的夥計，也打算碰碰運氣。
所有要去衡州應考的人都到知府衙門來報導，由劉文煌派人統一送去衡州，要不然這幫人大多連路費都出不起。闖軍初來乍到，一般的讀書人都擔心「從賊」問題，不敢貿然參與闖軍的科舉，而這些底層的讀書人，往往出身於中農、小商人、胥吏之類的家庭，本來就已經窮得不剩什麼了，在明末的這場大災難中大量地破產。房無一間，地無一壟，除了一條性命之外已經沒有什麼可以拿來賭的了，賭贏了就換個官做，一躍沖天，賭輸了也不過就是賠命而已，有什麼可怕的。
這些從湖南、贛南、粵北、桂北等地趕來的讀書人，少數有錢的自己住客店，沒錢的都被集中在石鼓書院居住。石鼓書院的改造還沒完成，這些人有很多不得不住在武侯祠、節公祠、朱陵祠等地方，睡的是大通鋪，旁邊就是叮叮咣咣的工地，待遇著實不好。好在田見秀對他們還比較優待，撥款不少，具體負責此事的蔡仕給這些窮書生每人發了一套被褥，房間裡擺上火盆，伙食待遇也好於一般的士兵。
雖然現在湖南連剿滅殘餘明軍的工作都沒有完全完成，但田見秀還是決定在新年之前開科舉。一個新建的政權，有兩件事最能彰顯合法性，一個是屯田，另一個就是開科舉。
屯田現在闖軍還沒法大規模去搞，因為湖南的拋荒土地沒有北方多，大部分土地即便是歸藩王、豪紳所有，上面也是有佃戶的，闖軍總不能趕走他們，所以只在很有限的幾處地方安置家眷和年齡較大的士兵屯墾。而科舉卻是可以立刻馬上就辦的。
屯田證明你是保護和發展生產力的，科舉證明你是認可和維護社會秩序的。這兩者結合在一起，證明這個政權計劃長期地採用一種相對溫和，緩和社會矛盾的方式進行統治，給掌握著社會輿論和知識文化的讀書人以晉升渠道，這是新政權能得到社會各階層廣泛認可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