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榮本就知道擅自出兵這事挺作死，所以沒派一兵一卒支援朱聿鍵，這也是他能躲過追究的原因之一。朱聿鍵組織的這一千多王府衛隊和本地的團練，主要是由南陽附近的饑民組成的。
本來這是件好事，王府里存得發霉的銀子花了出去，南陽的治安力量增強了，饑民中最強壯的一千多人被招安了，周圍的社會環境也變得安定了。然而從崇禎皇帝的角度看來，藩王掌兵，那可比流寇更可怕。自從朱棣以藩王身份造反成功之後，歷代明朝皇帝都對藩王的兵力極為提防。
唐王被抓，這支部隊被勒令就地解散。新的唐王朱聿鏌肯定是不會再出錢養他們了，南陽府、南陽縣的財政更是窮得叮噹響。至於任光榮，朝廷給他的軍餉也有限之至，毛葫蘆兵還得自己找外快呢。
任光榮、任繼榮兄弟擔心得要命，這一千多人都是無家可歸的流民，又已經接受過了軍事訓練，現在突然要遣散他們，斷了他們的生路，這不是沒事找刺激嗎。
任家兄弟知道，這事他們解決不了，既然如此，就得請專家來幫忙了。
「二位長官放心，這種事我們闖軍是駕輕就熟。這一千多號人，給他們拆散往各個山寨一分，精壯當兵，老弱種地，不會掀起什麼風浪的。」李際遇作為袁宗第的特使，拍著胸脯對任氏兄弟保證道。
其實安置饑民很簡單，給他們土地、耕牛、種子、農具、口糧這五樣東西，他們自然就回家種地了。但是大明沒有這麼多的生產資料，他們自然就要造反了。闖軍當然也沒有這麼多的生產資料，但闖軍並不怕饑民造反，反正老子自己就是造反的。
闖軍也並不能保證讓這些饑民活下來，土地、耕牛、種子、農具、口糧不夠，就得靠打土豪，打土豪成功了，大家就多活一段時間，打土豪失敗了，甚至引來官軍的圍剿，死掉一批人，剩下的人也能多活一段時間。這樣循環往復，直到把官軍的勢力削弱到不及闖軍的程度，才能形成質變。
而在官軍力量特別薄弱的地方，質變就特別容易發生。
「父親！禍事了！闖賊要留在衡州不走了！」王夫之急匆匆地奔入院內。他的王朝聘斥道：「狂奔亂走，成什麼樣子！闖賊已經撤走了，何談留在衡州。」
王夫之說：「闖賊是離開了衡州城，可是他們留在了周圍鄉村，將四鄉百姓十戶、百戶地編制起來，定是要長期盤踞不走了。就連有的鄉紳，都投靠了他們！」
這時，王朝聘的弟弟王廷聘也急匆匆走了進來：「而農說得沒錯，我們家的宅園田地已經被闖賊占了。」
王朝聘有些慌了，王家的莊園就在城南回雁峰下，是他們全家的生計所系，王家全家都是讀書人，不懂經營，若不收租子，就無以為生了。
這個理由聽起來很扯淡，但是在這個年代，卻被視為天經地義，不僅僅是所有地主無論人品好壞都認為本該如此，就算是農民起義者，也只是對租佃的條件不滿，從來沒人覺得租佃關係的存在本身有什麼問題。
所有王瑾也沒準備改革租佃關係本身，沒有近代工業就放棄封建土地制度，那叫自尋死路。在湘南地區，王瑾嚴令不許占據任何一處城市，但是要占領鄉村，將井岡山的田兵組織擴大。
從闖軍來到井岡山到現在也不過一年多的時間，闖軍幹部隊伍的增長是十分有限的，因此，也不可能完全復刻在井岡山的制度。王瑾幾乎徹底放棄了對自耕農的管理，採用三年免徵的辦法，對其完全放任自流，將有限的行政力量集中在佃戶和軍屯的管理上。
軍屯相對簡單，井岡山的棚戶首領和湘南礦工領袖熟悉這種流民們聚在一起謀生的模式，在拋荒的土地上建立田莊，集體勞作，半農半兵。這樣的方式也是大部分在亂世中割據一方的軍閥都會的，與努爾哈赤當初創立八旗制度其實是一個思路，簡便易行，在歷史上有成熟的經驗可以參考，由劉文煌、郭子奴招募本地的落魄讀書人，便足以有效地恢復生產。
佃戶的管理則相對複雜，必須要有經驗的人來負責。由田兵組織向佃戶收取地租，割裂地主和佃戶之間的聯繫。同時，廢奴運動也是一定要搞的，這是以劉文煌為代表的逃奴們的根本利益所在。優待地主，只能證明王瑾是個右派，要是連世奴制度都保留，那就成了革命的叛徒了。在農民戰爭要依靠誰的問題上，王瑾還是分得清的。
首先是農民，農民起義者，沒有農民支持還搞個錘子。
其次是士兵，他們是闖軍戰鬥力的保證。
再次是工匠，既包括劉宗敏、張能這樣的匠戶，也包括礦工，他們有更好的組織紀律性，比農民更容易發動，還能提供很多專業技術。農民決定了暴動的規模，手工業者、礦工則和士兵一起決定了暴動的質量。
最後是奴僕，他們的數量和農民相比差得遠，其組織紀律性又不及工人。但是，他們受到的壓迫最深，最容易被鼓動起來，而要求又最低，其中大部分僅僅獲得人的身份便熱血沸騰。這樣的一個階層，不造反真是可惜了。
因為闖軍最後的目標還是建立一個封建政權，所以還要依靠地主階級。那些不脫離生產的小地主、原本社會地位較低的下級軍事地主就是將來的儲備幹部，現階段不能相信，但是要對他們友善。
對於大地主和高級將領，不能消滅，但是要限制，並吸納其中比較優秀的個別人。至於明朝的世襲貴族，則是必須要剷除的。不見得要在肉體上消滅，但是經濟上必須毀滅。像朱常瀛這樣當一個勤勞的，或者說不得不勤勞的農民，不是很好嗎。
對於商人，一般的小商人也飽受賦稅、雜捐、官兵之苦，是要團結的，但是別指望他們有什麼戰鬥力。而那些依仗貴族和官僚的權力媚上陵下的不法商人，起碼有一半按大明律都該當問斬。
倘若是太平盛世，倒是會有冤枉的，但是在明末這個世道，能發大財的有一個算一個，肯定都是非法經營。但是要注意，商人也有保障物流的作用，對他們打擊太過，會對商品流通造成不利影響，所以對於那些沒有血債，犯不上開刀問斬的人也得適當放過。
只要保證這些大的關節掌握清楚，闖軍的政策就不會出太過嚴重的問題。比如說在大局未定的時候吸納不可靠分子加入、比如對於合作者過分信任、比如分不清打擊對象和團結對象、比如在合作中喪失領導權。
這麼簡單的階層分析，在二十一世紀算得上常識，可是這些常識在二十世紀是靠血流漂櫓換來的。明末農民軍犯過的錯誤，除了軍紀渙散燒殺淫掠和總是想招安這兩點之外，在二十世紀又被犯了個遍。
但是現在，這些原本應該用鮮血換取的知識，直接讓王瑾寫成了教材，教授給販夫走卒。至少在闖軍內部，它們提前三百多年變成了常識。
像這樣將「造反之術」廣泛傳播，再加上之前鳳陽祭祀時提出的理論依據，這已經不僅僅是農民軍與大明朝之間的關係這麼簡單，而是連給李自成的子孫預備的墳都提前掘好了。
但是這和王瑾有什麼關係呢，反正他又不認識那幫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