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對鄉紳的態度。在現在的井岡山地區，這一問題還好處理，因為有勢力的鄉紳並不是太多。
原時空對於鄉紳的態度分為很多等級，從清算、罰款、捐款、質問、示威，到遊街、囚禁、驅逐，最終乃至槍斃。王瑾把別的都省了，只有砍頭。有殺人、強姦、搶劫、縱火和傷人致殘這五大罪的就砍，沒有就既往不咎了。這一清算並不僅僅是針對鄉紳，窮人也不會殺人就不償命了。只不過一般來說，窮人犯法，大明的司法就把他們治了。能等到闖軍來清算的，就算不是鄉紳，也是土匪流氓。
在理論上，闖營並不承認有鄉紳存在，除了犯罪分子之外全都是民。不過實際執行的，還是對鄉紳不利的政策，主要體現在對租佃關係的限制上。
大明的田租，一般在五成到八成之間浮動，要看本地的收成情況，以讓大部分佃戶不至於被逼死為限。不過到了這個年月，越來越多的地主把握不准這個尺度，否則的話，也沒有這麼多人造反了。
闖營規定，轄區內的田租限定為五成，不准多也不准少（廢話，誰會往少了定）。這五成里，還有一成是要上繳給闖營的。
和大明朝的賦稅相比，闖營的這種規定在鄉紳們看來自然妥妥的是「暴政」，其實他們應該慶幸，要是晚十年碰上孫可望，他們能拿到的就只剩一成了。
田主自然不可能乖乖地把田租降下來，在過去，如果佃戶要求的地租不滿足他們的條件，他們大可以把地租給別人，無地的農民多得很，你不租有的是別人租。闖營還將田租以外的所有雜捐，以及佃戶為田主服役的陋規都廢除了，這些要想執行下去，也自然需要保障。所以，還必須有另一項制度——永佃權。
闖營搞的不是徹底的永佃，而是讓田主和佃戶以十年為期簽訂契約，十年之內不得轉佃，佃戶租種土地的押金也要退還。再加上足夠有力的田兵組織來仲裁一切糾紛，交給闖營的田租也由田兵組織直接向佃戶收取，至少在目前的條件下，這一制度的推行是沒有問題的。大刀加頸，不同意也得同意。
至於自耕農，第一年田賦免收，第二年開始按一公九民的稅率徵收，看起來比明朝的糧額嚇人得多。但是闖營除了田稅之外，不向農民收其他任何雜稅，連丁銀都沒有。直接徵收糧食，避免了秋收季糧價下跌造成的農民售糧損失。再刨去經辦官吏和包稅人的好處，就算清丈田畝的時候查出了他們的隱田，一般中農的負擔還是比原來輕了。
按照這樣的制度，闖營從井岡山地區一年大約能得到一千石糧食，正常來說不可能供應得了上千隊伍的開銷，之所以現在還能湊合，還是得靠打土豪。
此外還有一些其他制度。比如說在本地的米行吃滿貨之前，不許糧食外運；對米價進行限制；借貸利息要嚴格按照大明律的規定執行。雖然條文規定里從來沒有「鄉紳」兩個字，實際上都是在限制鄉紳權力的。
王瑾處理紳民關係的思路是相當奇怪的，以十七世紀的標準太過激進，以二十世紀的標準太過反動。兩個世紀的辦法相結合，再照抄田兵和孫可望，形成了這套奇怪的制度。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闖營的幹部隊伍按十七世紀的標準太多，按二十世紀的標準太少，故而搞成奇怪的雜燴也是難免的。至少現在，這是王瑾的腦子能想出來的最簡單可行的辦法。
這套模式打擊限制了士紳的利益，但也不至於把他們逼得無路可走，至於士紳會不會領他這個「情」，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第三，奴僕問題。在這一點上，王瑾自然還是抄襲，而且抄的就是眼前的劉文煌，所有奴僕的身契一概作廢。但僱工是不可能禁止的，僱工允許的最高期限達到十年。
第四，田兵的武裝，由掌管兵科的劉文炳在農閒期間對田兵進行訓練。武器裝備無法解決，所以還是照抄二十世紀井岡山地區的做法，人手一支梭鏢。這東西倒簡單，給木棍安個尖就成。
第五，族權問題。宗族中的管事，也算是鄉紳的一種形態，但是他們的問題不能和其他鄉紳問題一概而論。目前闖營的規定，就是利用田兵組織控制基層，完全剝奪宗族的司法權力，至於其他的，暫不觸及。
第六，宗教問題。三百年後的農民運動要打倒神權，王瑾卻正好相反，他一直抱的是利用宗教的態度，由王知明負責，對轄區內所有的庵觀寺廟進行重新整頓。這些在河南時就早有預案，並不費力。對於墳葬風水、八字這些東西，王瑾一貫嗤之以鼻，但是對佛教和道教，他始終是採取支持保護的態度。將來和各種會道門還要有無數的鬥法，和尚道士是他非常需要的助力。烈女祠、節孝坊之類的東西，不許再新建，但舊的也不砸。
第七，組織販售食鹽。井岡山地區的鹽仰賴外地輸入，經闖營這麼一鬧，合法的鹽商未必敢來了，必須得闖營自己組織販售私鹽才行。這件事得交給廣州那邊的餘慶他們來辦，暫時還是用抄家繳獲的食鹽在升鄉寨和礱頭寨兩個集市由闖營經營的店鋪出售。
第八，借貸問題。因為闖營限制利息，所以也會導致富人放貸積極性降低，窮人或商家借貸需求得不到滿足的問題，因此闖營自己也放貸，和販鹽一樣都由戶科管理，利息比法律規定的更低。由於目前井岡山地區驚人的兵民比例，闖營的政策歪曲程度非常低，還不至於出現強逼百姓借貸、濫收利息、額外勒索、強制索債這些問題。
第九，剿匪。雖然王瑾和劉文煌在官府看來是流寇和山賊，由他們剿匪實在是有點滑稽，但這事還是非辦不可的。田兵組織起來之後，便讓土匪難以遁形了。井岡山有劉文煌在，那種打家劫舍的真正土匪本來就沒有多少生存空間。闖營這樣一搞，他們更是絕跡了。
第十，修建道路和水利設施。道路是商業的血管，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既然有久居的打算，自然是得做好的。不過現在一切才剛剛開始，暫時還顧不上。
除了這十件事之外，還有其他禁令。二十世紀搞農民運動的各種禁令，王瑾採用得很少，大體來說，只有禁賭、禁殺牛、禁乞討、禁跳神、禁纏足這五項。至於其他在另一時空出現過的禁令，比如說禁唱戲、禁轎子、禁製糖、禁釀酒、禁養豬、禁養雞鴨、禁酒席、禁燒紙、禁貼瑞簽、禁送禮、禁抽菸、禁放鞭炮……這些王瑾統統沒有搞，在另一時空搞這些禁令尚且出了諸多問題，闖營如果做這些，一定會變成暴政。
在另一時空是重中之重的文化教育和政治宣傳，被王瑾完全拋棄了。闖營內部的文化教育還搞不明白呢，哪顧得上農民。政治宣傳更是無從講起，也就是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可以說一說。打倒軍閥？十七世紀中國的出路不就是出一個能做皇帝的最強軍閥嗎。打倒列強？列強還在廣州求爺爺告奶奶地賄賂官員懇請開關貿易呢。在這種沒有大規模拋荒土地的地方，田是不能均的，糧除了第一年的之外也不能免，否則養不起軍隊。至於抗金，現在和江西農民說這個，未免也太早了點。所以在農民眼裡，闖營的理論依據還是替天行道、劫富濟貧那一套，王瑾也只能默認這種狀態。
這麼多的事情，哪怕王瑾自己來也未見得處理得明白，何況是孫可望。就算他是孫可望，畢竟也才十六歲。
好在執掌戶科的吉慶玉頗有能為，分去了不少事務。他本是商人，為奴期間又多與胥吏往來，佃租、米價、食鹽、借貸這四個最複雜的問題有他負責，孫可望的壓力輕了很多。
目前孫可望感到的最大問題就是無人，任何政策想要執行，都必須得有相應的人員才行。闖軍頭領和井岡山眾頭領都很聰明，但是他們要學習這些事情需要時間，絕非短時間內可以勝任。本來孫可望的三個弟弟和他接受的是一樣的教育，是最好的助力，可是現在，這三個人他一個也指望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