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慶的鄭王朱翊鍾，大概是明末藩王中最為罪大惡極的一個。
暴斂橫徵、欺男霸女、欺行霸市、販賣私鹽、私設路卡這樣的比較常見的藩王罪行，他當然是一樣不落全都有。不僅如此，朱翊鍾還是山西、河南兩省最大的人販子。由於饑荒，晉豫兩省大量人口流離失所，朱翊鍾便藉此機會，做起了販賣人口的勾當。
但是他真正作死之處在於違規蓄養食客，崇禎可以容忍藩王橫行地方、為非作歹，卻決不能容忍藩王有自己的班底，招募士人、武人。在原時空歷史上的八年後，朱翊鐘被崇禎賜死。
崇禎一生只處置過兩個藩王，一個是所有藩王中最混蛋的鄭王，另一個卻是所有藩王中最英雄的唐王。對於崇禎來說，藩王的品行根本不重要，是否會成為他皇位的威脅才是最要緊的。
但這一次，不用等崇禎來制裁了，紫金梁王自用、闖將李自成、過天星張天琳、八金剛王文臨、邢紅狼邢文釗、破甲錐蒲公興六家反王的五萬大軍將懷慶府城團團圍困。山西巡撫的兵馬還逗留在澤州、高平一帶，河南巡撫的兵馬連黃河都沒過。懷慶以西的官軍在李自成等人進軍時已經望風而逃，懷慶以東則到處是三十六營的其他反王在活動，原本駐守此地的參將王士英逗留在衛輝，懷慶徹底成為了一片汪洋中的孤島。
朱翊鍾既然足夠壞，壞到了能做關底大魔王的程度，那麼他必然不會很蠢。得知流寇逼近的消息，他便立刻著手加強懷慶的守備力量，由懷慶知府出面招募民壯，邀請周圍比較強勁的幾支鄉勇入城，並且拿出了三萬兩銀子充作軍資。
和另一時空的周王朱恭枵在守開封時拿出五十萬兩銀子的舉動相比，朱翊鐘的做法有些小家子氣，不過這筆錢經過層層盤剝之後，還是有不少落到了基層士兵手裡，對軍隊的士氣有不小的提升。
打仗這件事，花錢是准沒錯的。花錢不一定能打贏，不花錢一定打不贏。就算是三百年後那支組織模式比闖軍先進不知多少倍的軍隊，也對士兵宣傳「按月十足發餉」，「打倒不發餉的新軍閥」。雖然明軍之爛不是光靠銀子就能拯救的，但三萬兩銀子砸下去，效果還是立竿見影，士兵、鄉勇和新招募的壯丁們吃了幾頓飽飯，領了些軍餉，雖說依然沒打算賣命，不過至少覺得賣力是值的。
流寇圍城，大批的難民湧入城內避難。就算是最重紀律的闖軍，也不可能每個人都紀律嚴明，總有約束不到的地方，其他五家反王更是成員複雜，有新收編的土匪，有剛俘虜的官軍，就算是真正的饑民出身的人，也並非都是良善之輩，正相反，很多人的欲望在這個失序的世界無限放大。
和官軍相比，王自用、張天琳的軍紀要好得多了，至少從不會殺良冒功，但是搶劫、強姦的事件依然時有發生。如果士兵鬧得太兇，王自用也會氣得大發雷霆，斬殺幾個最肆無忌憚的人以儆效尤，紀律便能收緊一陣，但過了一段時間，往往故態復萌。
所以，懷慶周邊的百姓對於流寇的到來有著很強的畏懼，紛紛逃到城牆後面尋求庇護。大批難民露宿街頭，令城中的氣氛極為緊張。天氣還不甚冷，一些官紳出資搭設粥棚，難民們還算勉強活得下去，但饑寒交迫，生活也十分悽慘。
城外的聯軍中，唯一一個知道該怎麼指揮幾萬農民軍圍攻大城市的就是王瑾，而他的經驗則來自另一時空的李自成三打開封的失敗教訓。李自成在洛陽、襄陽、西安、太原取得的勝利，以及張獻忠攻打武昌、長沙、成都的經驗都證明，農民軍要攻打大城市，必不可少地需要當地民眾甚至駐軍的支持。強行攻城是下策，堡壘最容易從內部被攻破，鼓動城內百姓起義甚至軍隊譁變才是破城的最佳方法。
所以在難民大規模入城的時候，田見秀派出了多達上百名探子混入了城中，他們的任務不是斬關落鎖奪取城門，而是散播謠言。
人民群眾總是樂意讓故事內容更加豐滿一些，於是，王瑾編造的故事開始出現無數不同的版本。
最通行的版本是：城外的流寇里有鄭王府的佃戶，因為鄭王府為了收租打死了幾百條人命，又抓了好幾千婦女抵債，所以佃戶們造了反，要找鄭王報仇，請了流寇來相助。
雖然朱翊鐘的罪行被誇大了十倍，但是這個故事還是有事實作為依據的，鄭王府年年收租都打死人命，只不過數量沒有這麼多而已。王府的惡奴們把拐騙、強擄來的婦女賣掉也早已是公開的秘密，有逼良為娼的，有賣給外地商人做妾的，還有裝上船不知運往何處的。
此外，就是宣揚流寇如何如何厲害，只殺官不殺民。王瑾自己都不相信流寇真的軍紀嚴明，老百姓自然更加不信，但老百姓畢竟盼著有這樣的軍隊，這種傳言還是給了他們希望。闖軍探子的宣傳主要針對兩點：第一，城必破，第二，城破是鄭王的事情，和老百姓沒關係。
懷慶城內和周邊的百姓，本就是受鄭王府壓迫最深的，他們非常樂於看到有綠林好漢來制裁朱翊鍾這個敗類。但是他們也擔心遭到池魚之殃，所以還是會抗拒聯軍。王瑾的宣傳攻勢雖然不可能真的瓦解敵人士氣，但至少讓以本地人為主的守軍產生了一定的動搖。鄭王平素不修德行，為禍一方，如今事到臨頭了，想單靠拿出錢來就讓人替他賣命，老百姓和普通士兵也並不如何買帳。
但是現在守軍有城牆提供的安全感，覺得自己尚有一戰之力，在這種時候是不能指望他們站出來反抗朱翊鐘的。聯軍需要拿出更有說服力的東西來。
從個人喜好上來說，王瑾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