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自己狀元及第，元稹備感欣慰，以前雖然也有人稱讚他的文章，但多流於表面，他真正想獲得的並非這些，他並不想成為一個只會雕琢文字的文學家，他的理想也不在田園與河山，那些文字背後，是躍躍欲試的治世理想，是日漸急迫的救國良策。
一
瞬息萬變的朝中局勢，從來由不得他們。但他們又是如此不甘寂寞，不甘心滿腹治國理想被瑣碎的日常生活一點點湮沒，青年立於洪流之中，本可以全身而退，只是腹中貯書一萬卷，哪肯低頭在草莽。
貞元十九年，韋夏卿接到朝廷命令，被派往長安東都留守，上任之後，韋夏卿居住在履信坊，為方便照顧女兒，便讓女兒女婿也搬到此處居住。隨之，元稹在長安的交際圈也漸漸擴大，相繼結識了柳宗元、劉禹錫等人。在元稹與柳宗元等人結識之時，李唐王朝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中。皇權分散，太子坐大，宦官專政，藩鎮割據，內外交迫，整個唐朝已奄奄一息。
以柳宗元、王叔文、劉禹錫等大臣們帶頭的反對宦官專權掀起了史上著名的「永貞革新」。
但是，當時順宗的權力已被架空，皇帝猶如傀儡，大部分官員被太子收買，柳宗元等革新派勢單力薄。太子李純攜朝中宦官逼順宗禪位，這標誌著「永貞革新」徹底失敗。李純登基之後，以莫須有之罪將柳宗元、劉禹錫等人流放，永貞二年，唐順宗因病去世。
唐憲宗李純登基之後，改年號為元和，同年宣布大赦天下。此時作為朝廷校書郎的元稹與白居易對以下犯上的唐憲宗已經徹底失望，他們對朝廷舉行的各種慶典活動冷漠置之，除了應付差事之外，他們便遊山玩水，而且在撰寫公文的時候，故意將年號寫成「永貞二年」，以示對朝廷的不滿。
當時，元稹創作了大量的作品，來揭露當時的朝廷，而對於唐順宗，元稹卻大加讚賞，把其比喻成歷史上的「大順」。在《順宗輓歌詩三首》中，元稹寫道：
七月悲風起，淒涼萬國人。羽儀經巷內，轀輅轉城圜，暝色依陵早，秋聲入輅新。自嗟同草木，不識永貞春。
此詩將元稹心中對朝廷的不滿表現得淋漓盡致，詩中所用詞彙都略顯悲涼，「悲風」「淒涼」等詞語都表現出元稹對於舊皇的留戀和對新皇的失望與無奈。
元稹不僅是對唐順宗非常懷念，更是為柳宗元、劉禹錫等忠義之士鳴不平，他們一向是耿直不阿的忠臣，當朝天子卻被一群宦官矇騙，他們混淆視聽，顛倒黑白，將二人流放在外，這令元稹和白居易非常失望。
元和元年，就在唐憲宗登基不久，元稹和白居易便辭去了朝廷校書郎一職。兩人之所以去職：一是因為厭惡了當時的朝廷，不願意與貪官污吏同流合污；二是不想終日埋頭書齋，虛度光陰，想出去大幹一番。
辭職以後，兩人並沒有藉此休息，而是一起去參加當年的制科考試，此種考試選拔出來的官員都能獲得要職，能被重用。兩人之所以來考試，一不為名、二不為利，就想有一個更大的平台，可以施展自己的抱負。
由於唐憲宗剛剛登基不久，所以很多朝中之事都延期進行，原本定於元和元月進行的制科考試，被拖延到四月十二日，這給了元稹和白居易充分的準備時間。
在制科考試中，最關鍵的是「試策」，官員們往往會根據這次考試的情況，確定入選的基本人員。
元稹、白居易對此次試策非常重視，那段時間，兩人專門去了華陽觀閉門讀書，潛心研究各種題目和資料，為了順利通過考試，他們收集了大量的資料，他們不僅將各自練習的題目交換給對方審閱，對於關鍵性的問題，兩人都進行了認真的討論，如發現對方文章里有什麼問題，會立即指出，加以改正，他們有時還為一些細節問題爭論得面紅耳赤。
在此期間，二人共為此次試策考試創作了七十五篇文章，後來均收錄在白居易的《白氏長慶集》中，其中的每一篇都極其嚴謹，思維縝密，成為後來學子爭相模仿的經典。
他們這種超乎常人的認真與嚴謹令人敬佩，當時朝廷里的官員裴垍就對二人的刻苦讚許有加，但是也擔心他們因為太過於緊張，會影響到了此次考試。
但是元稹對於裴垍的勸告表示了感謝之後，仍沒有停下自己的腳步。
在同白居易的學習中，元稹取長補短，比以前更加認真，他找來前幾年的考題進行研究，除了現成的資料之外，元稹還把自己多年積累的書籍拿來作為參考，把所有可能用到的文章全部摘錄到自己的冊子裡，這份細緻與刻苦，連一旁的白居易都自嘆不如。
與科舉考試不同的是，在這次制舉考試中，元稹與白居易毫無緊張感，反倒是從容淡定。他們對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都進行了一針見血的分析和評價，並且就當時朝廷的執政理念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如他們在《策林不奪人利》中寫道：
君之燥靜為人勞逸之本，君之奢儉為貧富之源。故意節氣情而下有以獲其福，一肆其欲而下有以罹其殃，以出善言則天下之心同其喜，一違善道則天下之心共其憂。蓋百姓之殃不在乎鬼神不在乎天地，在乎君之燥靜奢儉而已。
此文中可以看出元稹和白居易對當時朝廷和社會現狀的分析，他們對社會有著深刻的洞察和認識，並且敢於在文中提出相當尖銳的觀點，他們認為現在的官員普遍貪婪，為了一己之利，儒士的氣節一再降低。凡此種種，直逼當時朝廷要害。他們言辭犀利讓整篇文章充滿諷刺意味，但此種直言不諱也意味著要面臨被取消資格，甚至是牢獄之災的風險。但元稹、白居易二人卻不以為意，他們最在意的，是能通過這次考試，讓朝廷知道國家所面臨的危機，以招來更多有志之士，同心戮力革除利弊，為天下蒼生立命。
命運此時對二人也格外垂青，通常來說，這種制科的考試是要由皇帝親自主持的，而剛剛登基的唐憲宗立足未穩，所以委派宰相韋貫之和張鴻靖主持。
當朝宰相韋貫之向來以主持正義為己任，此次主持制科考試，他是真想選拔一些有用之才，改善朝廷狀況。當他讀完元稹和白居易的文章後，大為驚喜，因為這種能說、敢說，而且句句擊中要害的人，一定是有膽識、有能力、有理想的人。所以他將元稹定為此次制科考試的狀元，白居易獲得第四名。
從此，元稹和白居易這對摯友，如鴻鵠之兩翼，光明正大地踏入政壇，廟堂之上，他們擁有赤子情懷和憂民之心，而這一切，僅僅是這兩個年輕人漫漫征途的開始……
二
得知自己狀元及第，元稹備感欣慰，以前雖然也有人稱讚他的文章，但多流於表面，他真正想獲得的並非這些，他並不想成為一個只會雕琢文字的文學家，他的理想也不在田園與河山，那些文字背後，是躍躍欲試的治世理想，是日漸急迫的救國良策。現在，他終於從此岸泅渡到了彼岸，當朝丞相不僅認可了他的觀點，還讓他成為狀元，這份知遇之恩，他自當銘記終生。
不過讓他稍微有些失落的是，狀元及第之後，他和白居易就要各司其職，元稹擔任的職務是左拾遺，而白居易所擔任的職務是盩厔縣尉，兩人分屬不同的官職系統，從此就要各奔東西了。
回首兩人三年以來的友情，從科舉考試後相識，兩人共同擔任朝廷校書郎一職，到共同經歷「永貞革新」，再到去職後，兩人一同學習，通過了制科考試，同時入朝為官。他們生命的軌跡很相似，但他們的理想抱負還未實現，離別是在情理之中。
元和四年四月，元稹正式被授左拾遺一職。此時的元稹，正是意氣風發的時候。制科考試的喜悅之情仍然沒有退去，在他眼中，連丞相都贊同他的言論，說明他的想法還是有可取之處的。他也並不覺得左拾遺這樣的職位官卑言微，凡是他職責範圍內的事，他都全力以赴，盡心竭力。
其實，朝廷中的拾遺並不算是什麼大官，其他幾位拾遺都循規蹈矩，而元稹則不然，他覺得既然自己身為言官，就必須為國家解決煩憂，所以他接連向唐憲宗上書，將朝廷里存在的那些尖銳的問題逐一列舉，並附上了自己的建議。
他單純地以為，這是為國家著想，替皇帝分憂，「拾遺」二字，本就是「補充」之意，既然他的職責就是為皇帝推薦人才、諷諫政事，那就應當盡職盡責。
有一次，他針對前後補闕拾遺不想被召見、不想參與政事、不履行職能的問題，將一篇名為《論諫職表》上書於皇上，建議他對官員實行大則廷杖、小則上封的制度。另外，他還上書皇上，要求嚴格挑選太子的老師。近些年來，在太子老師的選拔上都不夠嚴格，致使太子以及其他王公貴族的教育都受到嚴重的影響，某些太子太傅，常常教完書後，還不知道作者是誰，如此濫竽充數的人，朝廷要堅決摒棄。
元稹當時的所作所為，在朝廷掀起軒然大波，他自己覺得是盡職盡責，但是他忽略了一個嚴重的問題：他上書談到的許多問題的根源，正是唐憲宗李純剛實施的新政，這些李純即位就開始著手研究的政策，在剛剛推出的時候，就被元稹批得體無完膚。元稹心中認為這是職責所在，但對於唐憲宗來說，這是在藐視皇權，心中十分不悅。
不久，元稹又提出一項奏議。元和初期，西川劉辟借韋皋身亡之機起兵，元稹上書批評皇上太過姑息藩鎮，並建議高崇文帶兵討伐，以絕後患。在討伐問題上，元稹與當朝宰相杜佑產生了極大的分歧。其實，杜佑早就對元稹耿耿於懷，是因為元稹所上奏《論追制表》後，對杜佑之子杜兼的授職產生了影響，所以杜佑一直想找機會報復元稹，而現在正是時候。
元稹就討伐之事提出了一些建議，杜佑故意將元稹的建議一一駁回，元稹當時絲毫沒有退讓，而是逐條講解，據理力爭，他和杜佑之間繼而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
杜佑將元稹的理論批駁得一文不值，元稹心中不服，還想到皇上那裡討個說法。但是他有所不知，在此之前，杜佑早就在皇上面前陳述了元稹種種莫須有的罪名，唐憲宗也早就厭煩了元稹，一直想給他貶職，但苦於找不到合適的藉口，如今聽到杜佑的話，雖然他嘴上沒說，但是心裡已經默許了杜佑的想法，伺機將元稹貶職。
有了皇上的默許，杜佑自然底氣十足，他利用這次矛盾，向皇帝上書彈劾元稹，說元稹目無王法，飛揚跋扈，延誤戰機，擾亂宮廷。不久，皇帝一紙公文，將左拾遺元稹貶職查辦。
由此，元稹被無情地從權力中心放逐出來，他所苦心經營的治世理想，還未真正實行，就被讒言湮沒。身為人臣，忠而被謗，信而見疑，他感到悲痛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