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 杜甫

  永遠愛國,永遠熱淚盈眶

  第一節 夢中少年熱血成

  在黃河南岸鞏縣城東的瑤灣村,這個距離洛陽140 余里的小山村中,一聲嬰兒的啼哭劃破了靜默的時空,這個嶄新的生命蒙著惺忪睡眼貪婪地捕捉著世間的一切光景。

  一

  《論語·學而》云:「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細細追溯,杜氏家族,歷代大都當官為宦。「遠自周室,迄於聖代,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杜甫是晉代名將杜預的第十三代玄孫,這位出身京兆杜陵的名將曾經戰功赫赫,用兵足智多謀,以一腔愛國熱情在戰場上英勇報國。「在官則觀吏治,在家則滋味典籍。」(《春秋左氏傳集解·自序》)在杜甫心中飄揚的那關於杜氏遠祖的報國熱情恍如一面永樹不倒的旗幟,在他以後飄遊世間之時,成為激勵他前行進步的巨大動力。

  杜預少子杜耽官至晉涼州(今甘肅武威)刺史,而其孫杜遜遷居襄陽,官拜魏興(今陝西安康西北)太守。杜遜便是襄陽杜氏的始祖,而遜子乾光的玄孫杜叔毗之子魚石曾獲嘉(在今河南省)縣令。魚石之子依藝因獲鞏縣令而遷居河南鞏縣,經歷周轉,於是京兆杜陵世家終於在黃河河畔的鞏縣定居下來。

  追憶遠祖京兆杜陵人,大多「奉儒守官,未墜素業」,在有悠久傳統的官僚世家的薰陶之下,杜甫平生致力於營謀官職的鴻鵠之志就顯得理所當然了。

  經歷過祖父、初唐著名詩人杜審言的萬丈雄威,直至曾任兗州(今屬山東)司馬的父親杜閒之時,風光凋零,杜家之勢已然不如往日眩目,近世官職雖不如遠祖,但門庭若市的繁榮之景依然隱約可見。在杜甫年少時,相對富裕的家境為其成長、讀書和漫遊提供了良好的物質基礎。

  杜甫的一生正經歷了唐王朝由極盛轉衰的驟變之期,在杜甫降生的這一年,恰好是唐玄宗李隆基登上天子寶座的一年,「貞觀之治」「開元之治」的歷史大幕相繼拉開,一派繁榮盛況正在醞釀:「是時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才三錢。絹一匹,錢二百。

  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端。」《新唐書·食貨志》「海宴天空,萬方來同。」朝氣蓬勃、充滿生機的宏大盛唐氣象,賦予了杜甫非同一般的視野和抱負。杜甫出生之時,雖然另一位浪漫主義偉大詩人李白尚為幼童,而在他之後的一位現實主義偉大詩人白居易尚未出生,然而,初唐時期的詩歌技巧初探,陳子昂、張九齡,以及王、楊、盧、駱等「四傑」為掃蕩齊梁柔弱綺靡之音所做出的努力,為詩歌的改革發展做出了先驅性的嘗試,也隱隱為杜甫時代的詩歌繁盛做好了鋪墊。

  杜甫之母是清河大族崔家之女,杜母在年幼的杜甫尚未記事時就撒手人寰,繼母盧氏過門之後,杜甫被迫寄養在洛陽仁風裡的姑母家,賢德仁慧的姑母在杜甫的生命中代替了亡母的角色,給予幼小的杜甫以勝過親子的關懷,也給了他最早的人情之教。後世生命中,杜甫憐憫民生、感懷疾苦的思想形成,與姑母的言傳身教有一定的關聯。

  童年的生活簡單而爛漫,在書香環繞下長大的青年,在蒼蒼老輩們的引薦之下,又得以與上流社會中的顯赫人物交往熟識。唐睿宗的第四個兒子李范是當朝皇帝唐玄宗的弟弟,曾被封為「岐王」,愛好文藝的岐王好與文人志士相交;崔滌曾列秘書監之位,作為中書令崔湜的胞弟,自然與玄宗皇帝關係甚密。而青年時候的杜甫正是「岐王府里」和「崔九(崔滌)堂前」的往來常客,這種經常性的文藝沙龍為杜甫在浮躁凡世之中提供了難得的藝術心靈的棲息空間。

  及至晚年的杜甫漂泊在湖南,再一次和曾經與自己一樣遊走名門的著名音樂家李龜年邂逅在江南之時,這段年少青蔥時光便游上記憶的海灘,撫今追昔,不禁沉沉地慨嘆一聲「同是天涯淪落人」,一切已然不再。悵惘迷離間,一首《江南逢李龜年》躍然紙上: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世事滄桑,年華盛衰,人情聚散無期,恍如潮起潮落般,看似閒逸有律卻又無從把握。暮年再見幼時友人,大半生已經過去,彼此的淒涼寥落,在這短短的28 字中,繁衍出無數深意。不僅僅是對顛沛流離人生的唏噓,更寄寓著杜甫對開元初年國事鼎盛的眷懷。這份凝重和深沉的詩情,或許唯有經歷生活沉澱之後的杜甫才能感悟得到。

  二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是眾多古代文人志士的共同訴求,亦成為人們拓展功名前途的重要途徑。正值青春壯年,完成學業文章之餘,縱游名山大川,浪跡天涯海角,實在是一件令人羨慕的美事。古之大詩人李白曾說:「以為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杖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上安州裴長史書》)正反映了當時有志之士的普遍心態和共同追求。在這樣的世風影響之下,「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思想開始在杜甫的腦海中紮根滋長。踏著盛世的步調成長,及至杜甫壯年,恰逢「開元盛世」的大好局面。經濟繁榮,國力昌盛,民生安定,這樣的優越社會環境為學者交結漫遊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開元十九年(公元731 年),剛剛年滿20 歲的杜甫,也踏上了漫遊之路,憑著一腔少年熱血,開始了一段嶄新的生命歷程。

  途徑淮陰、揚州,渡過長安,到達江南……遊歷了大半個華夏之地後,杜甫對於未知世界的渴望越發強烈,後來竟萌生了乘興東渡日本的想法,想要一睹傳說中「太陽初升之處」的風采。原本杜甫已經租好了航海的各種船隻,計劃乘著長江幹流往下,直入東海,奔向傳說中的日出之地的「扶桑國」。可杜甫的東渡之行卻困難重重,終成虛幻。因此直至晚年,他對此事還念念不忘,在《壯遊》中嘆道:「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

  東渡之行的計劃終為土灰,杜甫漫遊的腳步卻越發堅韌。他又南渡了錢塘江,遊歷了春秋時越國國都會稽山城等地,經歷了5 年的輾轉奔波,杜甫最終把此次吳越漫遊之行的終點定在天姥山下。天寶四載(公元745 年),李白曾寫下《夢遊天姥吟留別》的壯麗詩篇,這飄逸的場景沒能在杜甫的詩篇中再現,然而「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豪邁氣概卻同樣呼喊出了杜甫的心聲。

  杜甫的視野和心境在漫遊中越發寬闊,並延展出豐富的情感,此次漫遊終結於開元三十年(公元735 年),杜甫返回洛陽參加進士考試,可惜落敗,在「忤下考功第」之後,杜甫便「獨辭京尹堂」(《壯遊》),迫不及待地拉開了第二次漫遊天下的序幕。

  三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

  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

  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

  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登兗州城樓》

  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 年),杜甫借父親杜閒任職兗州(今屬山東)司馬之機北行齊趙(今山東省和河北省南部)。在青疏的秋景秋色中,與任城主簿同游南池,徜徉在古風古韻的舊城中,一種難言的美感從心底油然而生,《登兗州城樓》便是那段時光的紀念。

  古雄而渾,律精而微。這篇杜甫最早的五律詩歌,實則氣勢雄健,虛則態度諧婉,以寫實之境與寫虛之情雜糅自首至尾如同行雲流水,雖稍顯青澀稚嫩,卻已經悄悄顯露出杜甫之詩頓挫多情的表徵。對那段的歲月的詩意闡釋,是杜甫將詩歌立足於生活的藝術初探。

  第二次漫遊的意外之喜,便是結識了好友蘇源明。他鄉遇知己,對於孤零遠遊他方的杜甫來說,實在是一大幸事。春日和煦,春風拂面,杜、蘇二人擇佳日登臨古時候的邯鄲趙王叢台,在歷史的古蹟中徜徉,緬懷古人,縱情放歌。

  春去秋來,隆冬而至。杜、蘇之間的情誼越來越深厚。在那片齊景公曾畋獵過的青丘(今山東益都附近)皂櫪林中,他們踏著冬日的積雪,奔馳出沒在山岡叢林之中,追逐著四散奔逃的雄鷹野獸。一聲鵰翎箭驟響,只見天邊大鳥徘徊而墜,蘇源明被杜甫高超的箭術折服了,忍不住讚嘆其為晉代將軍葛強(征南將軍山簡的愛將)再世。

  在《壯遊》的詩中,杜甫曾對這段生活印象頗深: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春歌叢台上,冬獵青丘旁。

  呼鷹皂櫪林,逐獸雲雪岡。

  射飛曾縱鞚,引臂落鶖鶬.

  蘇侯據鞍喜,忽如攜葛強。

  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

  秋暮將至,落葉繽紛,一派蕭瑟景色之中,杜甫與蘇源明相攜而行,共同登上壯偉的泰山之巔,昂首仰望八荒,俯視奔涌河流,正值青春年少的杜甫是多麼意氣風發,豪情滿懷!

  這一次齊趙之游連同上次的吳越之游,前後歷時長達十年時光,兩次遊歷生活讓杜甫大開眼界,通過與大自然的親密接觸,他才真正地感悟到何為「美」,何為「偉」,也正因為這些經歷的積澱,他後來創作的詩詞才能如同山水般「美」「偉」,一如那首流傳千古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

  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

  盪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望岳》寫於杜甫漫遊泰山時,那時的杜甫現實主義情愫還未完全成型,充溢著浪漫主義的激情與昂揚。泰山的壯觀與杜甫內心充盈著的積極進取、樂觀開朗的雄心壯志相映生輝,熠熠閃光。

  尤其是「齊魯青未了」一句,在文壇上博得眾家喝彩,泰山的宏偉廣博、鬱鬱蔥蔥盡在這5 字之中,在《唐詩選脈會通評林》中,郭濬慨然嘆道:「他人游泰山記,千言不了,被老杜數語說盡。」

  此時的杜甫初出於世,才華了得,尚且處於意氣飛揚的階段;杜甫的盛年與國家的盛世之時不謀而合,在這樣的安排之下,他自然有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霸氣。

  在青年時寫了《望岳》之後,杜甫分別在中年與暮年又作了兩首《望岳》,同是舉頭之望,卻再也沒有了少年時的豪情壯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