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十七世紀中葉前後，茶葉在中歐貿易占比不高、出口總值遠低於絲綢和瓷器兩項，甚至比大黃的出口額還要低了那麼一點，所以目前大明國內的茶葉貿易以滿足國內自身需要及蒙古、西藏方面的貿易需要為主，但問題是，眼下大明與蒙古之間的商道才部分恢復，與西藏的茶葉貿易額也不算太高，若是加征茶課，只怕是會大幅度打擊國內茶葉銷售，進而危害到國內茶葉生產、讓茶農陷於困頓。【Google搜索】
而對於開發礦山，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王朝大多都非常謹慎，這不僅僅是因為挖礦有可能對龍脈、地脈造成影響，更是因為礦山必然會聚集大量百姓，存在某種可怕的隱患，所以，中國的封建王朝都不贊成大開礦山，明朝也是一樣，以至於目前國內開發的礦山數量有限，相當一部分還都掌握在內務府手中，明廷就是加征冶課，也是多收不了多少錢的。
至於加征船鈔商稅，那可就是涉及士紳的利益了，搞不好會引來「與民爭利」的攻擊，或許在座的各位是不在乎士林謾罵的，也不在乎家族在商業方面的損失，但正所謂「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在場的幾人可都要為子孫後代想一想，有沒有必要得罪太多。
所以，馬士英的話音落地後，屋內被頓時冷場了。
直到差不多半盞茶後，孫傳庭才重新開口道：「加船鈔商稅，只怕會得罪士紳，但不加船鈔商稅那就要繼續苦百姓了，若是從前，苦一苦百姓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但二十年來，流寇『不作安安餓殍，效尤奮臂螳螂』的故事還未完全落幕，兩相權衡，只怕還是要委屈士紳一二啊！畢竟，只聽說過蟻民蜂起的，沒聽說過士紳公然作亂的。」
有人會說了，另一時空中，清廷後來直接把三餉併入正賦之中，並且還陸續加征火耗及其他苛捐雜稅----清廷騙老百姓要廢止三餉，後來沒有做到，又騙老百姓要永不加賦，結果又出爾反爾了----怎麼其中前期就沒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呢？
是不是可以據此判斷，就算是加征農稅，大明治下的老百姓也是能承受的！
沒錯，習慣成自然，當老百姓一直承受巨額賦稅時，自然是麻木了，但問題是，清代中前期沒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的根本原因是清初人口的大幅度減少，這就使得百姓人均土地面積有了極大的增加，進而可以承受更多的稅賦----朱由崧在海外皇莊給移民分配足夠多的耕地、然後跟移民收一半的收成，就是基於這個理論----而當清代人口暴增、人均耕地面積急速下降後，不就出現了白蓮教、天地會、太平天國等一系列大規模農民起義了嘛！
因此，繼續維持三餉的危害是極大的，不想自家在一場翻天覆地的大亂中損失一切的話，士紳們就要做出一定程度的讓步。
余煌同意道：「孫閣老說的甚是，歷來只有官逼民反，沒有官逼士紳反的。」
穿鞋的士紳家大業大，就是想要造反，那顧慮也會很多，絕對比不上光腳的百姓。
「並且下官相信，士紳中明白人還是很多的，決計不會『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余煌說到這，表情詭秘起來。「此外，元翁、兩位王閣老、孫閣老，你們有沒有想過，宮裡為什麼此時會傳出來陛下要給天下文武、胥吏加增俸祿的傳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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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士英等人的眼光閃爍起來，最終還是余煌自己把答案說了出來：「這是王荊公改革之故計也，想來必可以讓相當一部分的官員改弦更張！」
王鐸搖了搖頭：「北宋行《重祿法》還配套了《告奸法》和《自守法》，若本朝效仿，只怕會有人籍此攻擊陛下，傷了陛下聖德。」
關於宋神宗熙寧改革的成敗，一直是有不同評價的，因此當朱由崧意圖效仿後，勢必會引起部分反對者的強烈不滿，一旦反對的聲浪太多，朱由崧動搖的話，只怕黑鍋就要背在馬士英內閣頭上了。
馬士英聽完王鐸的話，不禁想起來自己為了坐上元輔的位置，跟朱由崧的承諾，便接口道：「陛下文治武功又豈是趙頊可比的，區區酸子的幾句酸話根本無法傷及陛下聖明！況且，真出了這種情況，你我臣子又焉能坐視了？」
品嚼著馬士英有意無意泄漏出來的口風，心思急轉的王應熊開口道：「陛下登基以來銳意進取，原也是有許多人不滿的，而今大多數不都改變了原有的態度嘛！當然，也是個別冥頑不化者，但在這些人眼裡，陛下做什麼都是錯的，朝廷又何必在意其等的呱噪呢！」
王鐸發現王應熊和馬士英似乎已經達成了一致，而孫傳庭這邊應該也不反對向士紳加征商稅，因此，他的態度也立刻轉變過來：「既然大家的想法大體一致，那就具體商議一下，怎麼加商稅吧，另外，練餉也不能一減了之，免得商稅沒收上來，朝廷又失了大額稅入，那就麻煩了！」
馬士英點了點頭：「覺斯提醒的是，來人，去把戶部田百源、度支部阮集之都請來內閣！」
趁著田仰和阮大鋮沒有來，幾名與會者該上廁所的上廁所，該吃煙的吃煙，倒是孫傳庭提醒道：「應該把章正宸、諸懋源都叫來，免得內閣這邊票擬了，司禮監也批紅了，卻被戶科和度支科給打回來了！」
馬士英同意了，於是又有人跑去戶科和度支科，把兩位都給事中給請了過來，但內閣討論財稅問題的會議還沒有正式召開，朱由崧就接到了報告。
隨即朱由崧做出決定：「讓他們去九五飛龍殿商議，另外，著戶部左侍郎夏萬亨、度支部左侍郎練國事以及戶科、度支科的全部給事中一併參加，對了，讓司禮監、御用監和內務府也派人參加！」
就這樣，原本一場小規模的討論，在朱由崧的干預下，成為了財務系統的一次大會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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