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知府，糖商們今天又來了。我還是像之前一樣答覆的，可這樣下去終非長久之計啊。」雷州府吏官吳明晉稟報導。
吳明晉原本是雷州府下屬徐聞縣的知縣，他是南直隸的一個小地主，家裡沒什麼財產，也沒什麼人口，只有一妻一子，都隨在任所。闖軍到來之際，他死又不敢死，逃又不敢逃，於是便稀里糊塗地投降了，被晉升為雷州吏官。
奉天倡義營的六科並不是六個實體部門，而是幾個小部門組成一科，由科官統攝。因此，一個府的科官更類似於分管某一塊的副知府。其下經歷司、照磨所、司獄司等部門的主官才是實際上的部門負責人。
和他一起來的是雷州府戶官蕭占風，此人本是個不第書生，闖軍新開科舉之後才考上來。不管是哪朝的科舉，反正都是科舉上來的儒生，他和吳明晉的立場還是很接近的。蕭占風說：「我等上任之前，王巡撫特意囑咐過雷州糖業之事，以不生民變為底線，這……」
最近這幾天，雷州的糖商上門不是一兩回了。製糖業是雷州府境內規模最大的一項產業，糖商勢力很大，歷任知府都不得不對糖商有所敷衍，吳明晉沒想到，這個新知府居然每次都把來求見的糖商拒之門外，軟硬不吃。
糖商上門的原因很簡單——他們就要破產了。闖軍占領雷州之後，並沒有足夠的人手去組織田兵，但是雷州的農民因為種植甘蔗，經常需要資金周轉，在農忙季節還要僱工，比一般的農民更有見識。趁著闖軍殺掉了幾個大糖商和一批放印子錢的，雷州的農民和贛南的農民一樣，自己組建了自己的田兵。
這樣的現象在闖軍治下的各地並不罕見，王瑾想出田兵這個制度，原本就是照抄了另一時空瑞金農民的智慧。這本來就不是某個青天大老爺的奇思妙想，而是南方農民經過長期的生產實踐，自發總結出來的鬥爭經驗。既然瑞金的農民想得出，在闖軍的啟發下，雷州的農民想得出也沒什麼稀奇的。
種植甘蔗再榨糖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投入也很大。農業生產的規律就是，一項產業需要的資金越多，中間的環節越複雜，就越容易讓豪勢之家找到剝削農民的機會。由於蔗糖的銷路把持在與官府、海盜都有勾結的糖商手中，既有做販運的行商，也有做榨糖的糖寮主，因此種植甘蔗的蔗農實際上就成了糖商的農奴。
對於處在食物鏈最底層的農民來說，種植甘蔗的利潤很低，遠不如直接種水稻，就算賣不出去，全家守著這點糧食也餓不死。但由於他們都欠著糖商的高利貸，想不種甘蔗也不行。
闖軍的到來改變了這一切。首先是嚴格執行法律，打擊高利貸，一大批債務被宣布為非法，讓農民解放了不少。其次是有了田兵組織，農民有了與糖商對抗的手段。最後是闖軍實行實物稅和貨幣稅並征的制度，不收丁銀，不收遼餉，農民如果沒有銀子，可以用糧食交納租稅。
以往秋收一過，農產品價格就會被商人壓得極低，農民為了搞到銀子交稅，不得不忍痛賤賣自己的收穫物。這也是為什麼明朝稅率不高農民負擔卻大的原因之一。農民的勞動果實交給朝廷的少，交給商人的多。而商人敢於這樣明目張胆地擾亂物價，離不開官府的默許，商人們也是自己掙得少，孝敬給官老爺的多。
雖然大的歷史潮流是貨幣稅取代實物稅，但是對於農民起義者來說，收實物稅才是他們的理想。農民要進行的步驟越少，被剝削的可能性就越低。
農民既免除了閻王債，又不必再擔心農產品變現的問題，就很難受糖商們挾制了。當他們有了自由選擇農作物的權利，第一選擇自然是種水稻，種不了水稻的地方，就種植番薯、芋頭等雜糧。
以糧為綱是歷朝歷代的傳統，朝廷是這樣的思維，農民也是這樣的思維。除非能看到特別高的利潤，他們是不會願意種植其他作物的。另一時空李定國收復雷州的時候，向當地百姓分發耕牛和種子，因此贏得了擁戴，他顯然也是組織農民種糧食，而不是種甘蔗。
王瑾認真考慮過要不要由闖軍入股組建公司改革蔗糖貿易，提高蔗農待遇，但仔細想來，還是不現實。原來的糖商道德敗壞，闖軍的製糖企業就能有道德了？最後還不是要以利潤為導向。闖軍兄弟又大多不懂商貿，真要是這麼搞，只怕蔗農的生活會更壞。
而且，此時的國際環境對於雷州蔗糖的出口相當不利。日本爆發了島原之亂，緊接著就是禁教運動，驅逐葡萄牙人，對日本的蔗糖出口肯定要萎靡一段時間。歐洲在打三十年戰爭，就不用提了。奧斯曼的穆拉德四世馬上要大舉進攻巴格達，和波斯薩非王朝進行一次大會戰，波斯市場也要完。
再加上拜塔爾摩和努勒所賜，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貿易網絡基本上報廢了，印度莫臥兒帝國要鎮壓孟加拉農民起義。王瑾通過澳門的葡萄牙人提供的情報，已經確認了塔爾摩和努勒的存在。雖然說這二位幹得的確漂亮，但對於中國的外貿出口來說，卻是不利的。
整個亞歐大陸從東到西都陷入了戰火，蔗糖的出口因此受到了巨大影響，而且根據葡萄牙人的情報顯示，最近幾年，歐洲那些沒有打仗的地區對加勒比蔗糖的進口增加了，不用說也知道，這是阿賈伊的手筆。加勒比大量產糖之後，中國糖想搶占歐洲市場肯定是沒戲了，距離上差得太遠，成本肯定比人家高。荷蘭東印度公司趁著中國爆發戰爭的機會，也在巴達維亞擴大甘蔗園面積，準備搶占市場。
在這樣的環境下，雷州糖業的處境十分尷尬，不繼續像榨甘蔗一樣壓榨蔗農，就沒有價格優勢，難免虧損。要是繼續壓榨蔗農，那就成了挖自己的牆腳了。
農民起義者該依靠糖商還是蔗農？這個問題顯然不需要討論。如果像明朝的官府一樣繼續支持糖商，闖軍能獲得一大筆稅收，但那就意味著否定田兵組織。如果繼續鼓勵田兵，那麼出口創收肯定就別指望了。何況闖軍有三年免徵的政策，自耕農在三年內壓根一粒糧食都不用交。
可是，因為糖業衰敗利益受損的不僅僅是糖商，還有榨糖作坊中的工人，甘蔗減產，作坊就要裁員，這些人如果沒有生計，你李自成被裁員了能反，他們被裁員了就不能反嗎？
這一系列的嚴峻問題，擺在了新任的雷州知府孫可望面前，現在他可以確定，王瑾就是故意把情況最複雜的一個府分給了他。王瑾只是給孫可望寫了一本冊子，講了雷州的大致情況和國際蔗糖市場的變化，至於具體的政策該如何安排，他並沒有指示。只要不搞出民變，怎麼都行。
孫可望以為是父親要考驗自己，殊不知王瑾的想法是：要是孫可望都處理不了雷州糖業的問題，那我也沒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