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劉升看來，哪怕經歷過明末戰亂，人口減少了小几千萬。

  南方諸省的民生、經濟並沒有遭到太大破壞。

  按他所了解的推算，大崋商稅至少還有兩三千萬銀元的提升空間。

  一個國家實力如何，最直觀的，除了看軍力，便是看財力。

  劉升建立大崋兩三年來，一直都在積極了解、學習財政方面的知識。

  其中便包括通過各種文冊、檔案等資料，了解大明貿易、稅收、生產力等方面的實際情況，推算相關數據。

  一般後世人，往往只看明朝明面上的稅銀，少則幾百萬兩，多則一兩千萬兩，便認為明朝生產力低下、經濟不發達。

  這其實是未能了解大明經濟全貌的原故。

  想一想其實就能知道。

  在大明之前的宋、元，經濟都不差，尤其是宋朝。

  後世對宋朝最突出的印象有兩條，一是當權者太慫，二便是極度繁榮的經濟。

  根據後世人推算，宋朝GDP極可能站到當時世界的60%！

  經歷過元朝血與火的民族融合、東西方文化交流，到了明朝，很多科技相較於宋朝又有所提升。

  以水稻生產為例，宋朝是才引進占城稻，用幾百年去推廣。

  到了明朝，不僅占城稻基本完成推廣，各種農作物的耕種栽培技術也有不小的提升。

  宋朝糧食畝產平均為兩百多斤，到了明朝則高達三四百斤。

  南方一些高產水田，甚至能畝產水稻五六百斤！

  另外，從明初到明末，還完成了棉花的推廣種植。

  至於桑麻等經濟作物的種植，規模也都明顯擴大。

  劉升當年在南陽，甚至看到了小塊種植菸葉的田地。

  同時手工業也高度發達。

  在前明的一份記錄資料中，曾提到過，山西潞安府某年便統計出了一萬三千多張綢機！（明代潞綢與蜀錦、杭緞並稱於世。）

  另外，前明工部的營繕清吏司，但是在北京，便下轄手工場坊1100多個！

  北方如此，手工業更加發達的江南等南方各省可想而知！

  因此，後世推測，明朝在生產力巔峰時期，GDP大概占到了世界的45%！

  即便到了明末的天啟朝及崇禎早中期，GDP也依舊占到了世界的29%左右。

  除此外，劉升還暗自對比了他所知的後世清朝財政、稅收情況。

  以乾隆時期為例，經過雍正改革後，其每年稅收中單是白銀便高達五千多萬兩！

  到了嘉慶、道光年間，人口接近四億，清朝每年得到的稅銀更是高達七八千萬兩！

  至於清末，稅銀過億兩，最高時曾突破三億兩，其實是洋務運動後開始近代化的結果，並不具備可比性。

  再根據各部司上交的、繡衣衛搜集的各種相關資料，劉升初步得出：大明萬曆時期，單是有記錄可考的貿易額便高達七億兩白銀！

  須知，這裡的有記錄可考，主要指的是官方貿易及民間公開貿易。

  而事實上，明朝的很多貿易都以走私形勢進行。

  比如說私鹽、私茶、私礦，以及規模絕對不小的海貿走私。

  往小了估計，七億兩較為官方的數據可能只占大明真正貿易額的三分之一。

  往大了估計，七億兩可能都占不到真正總貿易額的五分之一，甚至占比更少。

  即便就按七億兩，以及大明商稅抽比最低的三十稅一來算，一年也至少有兩千兩百多萬兩商稅。

  大崋商稅如今雖大抵沿襲明制，但也做了不少改動，估計平均稅率達到了二十分之一。

  如此，收到的商稅卻只有兩千一百多萬銀元，劉升如何能滿意？

  雖然這裡有大崋將關稅剝離的緣故。

  可大明關稅才多少？

  以萬曆六年為例，內地各鈔關加起來不過40萬兩，廣州、泉州兩大市舶司個更是只有區區幾萬兩。

  即便到了崇禎時期，前明朝廷一再加征，乃至增設鈔關。

  可根據崇禎十三年的一份準確文字記錄，這一年所得關稅銀也不過80多萬兩而已（市舶司稅銀已計算在內）。

  也即是說，大崋將關稅從商稅中剝離，幾乎不影響和前明應收商稅的對比···

  劉升既深知關稅潛力，尤其是海關稅收之潛力。

  又專門將其從商稅中剝離，甚至在財政部下成立關稅司，專管此事。

  自是對關稅收取、管理等方面，做了近乎全面的改革。

  這不。

  接下來錢運生對關稅的年度匯報，便彰顯了大崋對關稅的改革成果。

  「我大崋關稅目前分海外商貿關稅、國內商貿關稅兩類，簡稱海關稅、內關稅。」

  「海關目前設立了八處，依次為：廣西欽州、廣東廣州、福建泉州、浙江寧波、南直隸嘉定、淮南海州、山東登州、北直隸天津。」

  「我大崋自建國以來，便鼓勵海貿，去年天下大體太平，海貿愈發繁盛。」

  「故去年一年總計徵得海關稅1235萬4866元！」

  聽到這個數目。

  殿內個別才知道的大臣又不禁暗暗驚嘆。

  一千兩百多萬元！

  這可是前明海關稅入的近百倍了！

  便是劉升也暗暗點頭，神色稍微緩和。

  他對海關今年稅入只能說基本滿意。

  據他了解。

  後世帶清被西洋人打開國門後，海關也被迫交給洋人管理，結果反倒讓海關稅入連年提升。

  不過一二十年，其海關稅入便從八百多萬兩，增長到了四千多萬兩！

  須知，當時清朝因為二鴉戰爭失敗，大規模降低了進出口貨物關稅，甚至不收取進口貨物關稅，好方便列強傾銷商品。

  若正常收取海關稅，清朝海關的一年稅入必然更高！

  大崋對關稅全面改革後，海關稅的收取及管理效率，可以說直追後世十九世紀的洋人稅官團隊，甚至超越。

  只是如今大崋方從明末戰亂中走出，人口不足兩億。

  為鼓勵海貿，平均進出口稅率也不算高。

  能一年收取後世清朝近四分之一的海關稅，已經算不錯了。

  錢運生頓了頓，又接著匯報起內關稅。

  「我大崋今年設有大內關十三處，小內關五十四處，另有稅課司上百。」

  「十八省全年總計徵得關稅512萬7240元。」

  對於這個數據，殿內的財務部眾臣倒沒怎麼意外。

  大崋的內關稅實際是前明的鈔關稅、工關稅、過壩稅等。

  前明鈔關稅，是在洪熙、宣德年間設立的。

  當時大明寶鈔已經貶值到了一個極點。

  一貫寶鈔只值幾分銀子，就這還沒人願意要。

  眼見寶鈔就要徹底廢掉，連草紙都不如，大明朝廷就拿出了鈔關這一招。

  在商旅必經之地設關卡。

  要求過往商旅按所載貨物多寡、價值、路途遠近繳納寶鈔。

  期望以此提振寶鈔價值。

  後來變通為以銅錢、寶鈔為本色，以白銀為折色繳納。

  到張居正改革後，基本就只收白銀、銅錢了。

  大明寶鈔沒保住，鈔關的名稱卻沿襲下來。

  至於工關稅。

  是由洪武年間便設立的抽分竹木場所演變來的。

  其最初目的，是為了從過往的竹木柴炭等工料中抽取部分實物，以共皇室、朝廷、官府用度。

  等到明中晚期，此類抽分也可以折銀繳納。

  因抽分竹木場在大明隸屬於工部，故相關所得又稱為「工關稅」。

  據劉升從前明的各種相關資料中得知，前明鈔關最早只有七座。

  後來逐漸增設，到了嘉靖年間達到最高，有十二座。

  至萬曆親政後，朝臣以鈔關與民爭利為由，讓萬曆下旨將鈔關減少到七座。

  等到萬曆皇帝真正熟悉朝政後，感覺被朝臣騙了。

  於是一個勁兒的增加關稅稅額（即某鈔關今年至少要收到多少關稅）。

  又派中使收取礦稅、過稅等，堪稱報復性收稅。

  因為萬曆不上朝，雖很多大臣身後的利益群體乃至本身利益受損，卻無可奈何。

  等他們終於熬到萬曆噶了，便借著泰昌、天啟初期的混亂，以萬曆皇帝遺詔名義，直接取消大明所有鈔關！

  劉升當時了解到這些，直接就笑了。

  君臣都將國事當兒戲，一個報復性收稅，一個報復性取消所有鈔關。

  大明豈能不迅速衰弱？

  天啟皇帝算是有些手腕的，卻也是等到天啟五年，才藉助閹黨，以平定建奴所需軍費不足為由，恢復了七座鈔關。

  待到崇禎年間，又陸續增加三座鈔關，最終達十座。

  當初。

  劉升對關稅進行全面改革時，提出設立十三大關、四十八小關及上百稅課司，可以說將政務院眾臣驚了個呆。

  很有些個臣子因各種原因反對。

  但劉升直接以鐵腕手段落實了這一政策。

  因為，據他了解，後世帶清在康庸乾三朝，便有「戶關」四十八處，「工關」二十幾處。

  帶清戶關實際就是明朝鈔關，工關也傳自明朝工關。

  帶清前中期能設立幾十個戶關、工關，沒理由他大崋不能設。

  須知，在大清，關稅不僅有朝廷指定的正額，還有盈餘。

  並且是分兩撥人收的。

  朝廷戶部、工部的官吏負責把正額收滿，內務府的奴才們則負責收取盈餘，以供給宮中主子們開銷。

  並且康熙時還出個「溢額加級」的制度。

  也即是說，奴才們收到的盈餘越多，升官越快。

  內務府的奴才們為了升官，自然是拼了命的多收關稅。

  等於是一道關收兩茬稅，且其中一道還是狠的。

  大崋初立，吏治相對清明，對內關稅率制定的也不高，大多比較合理。

  雖設立了幾十個大小內關、眾多稅課司，卻基本取消了商道上其他亂七八糟的稅卡。

  再加上各省賊匪都基本被清剿乾淨，又積極修整官道、河道，乃至修建鐵路。

  大崋商旅如今的經商環境其實比大明萬曆時期都好很多。

  這一點，今年的五百多萬兩關稅便是很好的說明——倘若經商環境不好，即便大崋設立再多關卡，也是收不到這麼多關稅的。

  匯報完關稅情況，錢運生開始匯報雜稅。

  雜稅主要指前明的各種雜色收入，名目之繁多，便連很多有關部司的官員都難以說清，並且很多雜稅都是地方性的。

  大崋並沒有一刀切，取消所有雜稅。（崋初縣、龍首縣是沒有雜稅的，跟神州這邊近乎兩種制度。）

  但確實取消了不少不合理的雜稅，又將部分雜稅歸入商稅中。

  因此雜稅收入不多。

  「···根據各省財務匯報，我大崋今年雜稅收入總計為78萬2683元。」

  再不多，也比前明的雜色收入多。

  因為前明很多稅都收不到士紳、富豪身上。

  大崋雖然還沒取消士紳、權貴的一些免稅特權，卻也是嚴格按前明制度對待，沒有讓這些人的特權擴大、膨脹。

  這些特權階層雖人數遠少於普通百姓，可資產卻多，從事的各種活動也多，繳納的稅錢自然也更多。

  再加上大崋吏治較為清明，雜稅收入自然也遠超前明時期。

  不過。

  此時殿內一些文臣思緒並不在今年的雜稅收入上。

  他們在想，大崋今年的總稅收已經出來了。

  可似乎離支撐今年的軍費開支仍差一大截啊，更別說支撐朝廷其他方面的開銷。

  如此，就只能看官營資產和抄剿罰沒部分各有多少了。

  「綜上，我大崋就今年農稅、商稅、關稅、雜稅總收入為：5871萬3934元！」

  錢運生說完，換了一份關於同樣不薄的文冊，繼續匯報。

  「我大崋自崋部時期，便有諸多官營資產。至今年，各類大小官營資產共計有3688處！」

  三千多個官營資產，聽著很驚人，但殿內官員卻都神色平淡。

  前明時期，工部營繕清吏司在北京便有一千多個工坊，實際性質便與大崋官營資產有點類似。

  當然也有所區別。

  前明那些工坊出產只供朝廷所需，完成朝廷任務就歇工。

  最典型的就是各地官方鐵場，為朝廷任務而存在。有的甚至廢棄幾十年才能重開，沒幾年又廢棄。

  大崋的官營資產重在一個「營」字。

  比如說，大崋在各地的鐵廠、鋼廠，平時都是在朝廷規劃內，儘量提高生產力，增加產量。

  生產出的鋼鐵首要滿足朝廷所需——並非直接給朝廷，而是以也略高於成本的價格賣給朝廷有司。

  在滿足朝廷所需鋼鐵之餘，也可將鐵料以市價賣給民間，賺取更高的利潤。

  當然，很多時候，官營廠的鋼鐵首要賣給大崋的軍工廠，其次賣給大崋官營的鐵器廠等，最後才是考慮賣給民間工坊。

  鋼鐵如此。

  其他大崋官營資產的運營模式大抵也是如此。

  鐵廠、鋼廠是資產，礦場、林場、桑田、官田、酒樓、商鋪、工坊等，同樣是資產。

  大崋如今擁有十八行省，在統一四方的過程中，不知得到了多少資產（資金、產業合稱）。

  別的不說，單是當年抄剿的前明藩王、勛貴資產加起來便多達幾千處。

  按此來算，此時大崋擁有三千多處官營資產都算少的了。

  之所以如此，卻是因為國貿司將很多不適合官營的資產賣掉了。

  同時，還有些小的同類型資產，或是能上下游形成產業鏈的資產，都被整合歸為一個資產，好方便管理。

  在劉升的指導下，大崋這些官營資產大都能獲取不低的利潤。

  至於今年這些官營資產究竟獲利多少，此前只有國貿司及財務司、會計司知曉。

  有人注意到國貿司郎中易應昌紅光滿面，不禁猜測，國貿司今年所獲肯定不低。(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