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五十八章 大思辨=文藝復興

  第456章 大思辨=文藝復興

  胡濙思考了許久,禮法在胡濙心中是很神聖的,是他一輩子都在孜孜不倦追求的大道之禮。→

  他笑著問道:「陛下,這天下有聖人嗎?」

  朱祁鈺思考片刻問道:「什麼是聖人呢?」

  胡濙認真的說道:「荀子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

  朱祁鈺認真的品味了這番話。

  人貴,萬物輕,是中原王朝人文思想的一個重要標誌。

  有氣、有生、有知、有義所以為人,無知無義不是人。

  把水火、草木、禽獸、萬物,認為比人更重要,顯然比兩千年前的古人還不如,返祖現象了屬於是。

  這是春秋末年,從重鬼神到重人,人文思想蓬勃發展的必然結果。

  季路曾經問孔子鬼神事,孔子說:連人都顧不得,怎麼能顧鬼神呢,那不是愚昧嗎?管理百姓的大義,是對鬼神敬而遠之,是智慧。

  莊子說:天下之外非自然的東西,不去談論。

  墨子明鬼神之說,但是墨子很明確的回答過他為什麼追求鬼神之說,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

  假託鬼神之說,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這種明鬼神的主張,讓墨子學說,在後來的發展中,遇到了極大的困擾。

  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

  鬼神之道,不過是聖人教化的手段罷了。

  鬼神這個階級被消滅之後,那自然要有填充,誰來擔任鬼神原來的職責呢?

  聖人。

  這就是在春秋之時,大思辨之中,從重鬼神到重人,人文思想蓬勃發展的真實寫照。

  人貴於萬物,那到底什麼是聖?

  胡濙知道這個問題不好回答,因為眾說紛紜,他俯首說道:「陛下,臣也只是一家之談,陛下姑且聽之。」

  「聖,聲入心通,入於耳,出於口,聖,通也。」

  「老子曰聞聲知情是通;孔子曰一以貫之是通;孟子曰大而化之是通;莊子曰齊物是通;墨子曰尚同是通;管子曰上察於天,下察於地是通;商鞅曰知萬物之要,察古今之變是通。」

  「於事無不通謂之聖。」

  老子莊子是道家,孔子孟子是儒家,墨子是墨家,管子是管學,商鞅是法家。

  他們早在戰國的時候,就已經深入的研究了什麼是聖。

  胡尚書的一家之言。

  「易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胡濙看陛下已經理解了通的含義,總結性的說道。

  在易經的敘事中,幾,是指「—」陽爻,是指「--」陰爻。指的是事物的本質。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陰陽乃是萬物之根本,聖人對天地萬物的根本有極深的研究,這是通,也就大明白明白到了極致。

  聖的特徵,是明白天地萬物運行的根本。

  中國有著很濃郁的崇聖文化,老子、莊子、孔子、荀子等等,都被尊為聖人。

  胡濙用了三言兩語,解釋明白了人是什麼,聖是什麼,聖人是如何誕生的,又是如何定義的。

  即聖人洞悉天下萬物運行的道理,是謂曰通。

  朱祁鈺想了許久說道:「天下沒有人能夠洞悉天下萬物運行的道理,自然有不通之處,所以天下並無聖人。」

  從政治文化的角度看,聖人觀既是一種關於人的共同觀念體系,又是一種充分理想化的政治模式。

  但是顯然,聖人並不存在。

  沒有人比我更懂XX,只是一種話術,並不代表真的懂。

  世間並無懂王。

  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總是基於現實生活,作為認識和實踐的對象,從而讓人文思想蓬勃發展。

  承認自己不是聖人,只是一個君主,對於朱祁鈺而言,並不是難事。

  胡濙滿是笑意,陛下始終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並不是那些空談之輩,坐而論道,這對大明是幸事。

  他繼續說道:「陛下,管子曰: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

  胡濙繼續展開自己講解禮法,陛下不是很喜歡儒家經典,這沒關係,禮法不是不便之物。

  他可以多引用一些管子、墨子、諸子百家的觀點。

  他的意思是皇帝就像人的心臟一樣,朝臣就像人九竅一樣,各司其職。

  朱祁鈺點頭說道:「然也。」

  「所以臣子輔佐陛下,勸諫陛下,制定政令,都是應有之意。」胡濙停頓了一下,目光有點閃爍,最終還是開口說道:「陛下,考中的舉人進士,或者天下文道,分為兩種。」

  「一種是愛做夢的,他們善於編造各式各樣的夢,謂曰大同,比如丘濬就做夢,但是他根本無法踐行他那些主張。」

  「一種是腳踏實地去踐行這個夢的人。」

  「比如徐有貞在河套治水安民;比如李賢在南衙處理風力之事;比如李賓言在松江市舶司負責長江流域通衢九省天下物料之事。」

  考中了文進士之後,會入翰林院,但很多進士進了翰林院,就開始做夢,或者也可以叫他們思想家。

  他們在思考大明何去何從,會做一輩子的文章,朝廷選他們出來,就是讓他們思考的,讓他們做夢的。

  丘濬的思考是超越時代的,和朱祁鈺的政令一模一樣,但是他們這些人,並沒有能力去實現那些理想。

  朱祁鈺點頭,胡濙這番話是對的。

  馬鼻祖也曾指出,在統治階級內部有兩種人,一種是實踐家,一種是思想家。

  思想家的任務是為社會和本階級編造幻想。

  編造的幻想有各式各樣,其中最高形式大約要屬於理想國的理論了。

  這種理想國,並不是出於好奇,或者別出心裁,而是殘忍的、血腥的、無序的現實矛盾所結出的果實。

  中原王朝的每一次的大思辨,幾乎都伴隨著大痛苦。

  比如春秋無義戰,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代,無論對百姓、士大夫、軍卒都是大痛苦的時代。

  比如公孫羊的大一統理論,在秦法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就是基於漢初七國之亂,應運而生。

  每一次的大思辨,都在一點點的推動著歷史進程。

  理想國在中原王朝的敘事結構中,稱之為:大同世界。

  胡濙的思緒似乎飄飛回到了百家爭鳴的時代,那個時代的幻想家們,幻想出了一個個的理想國的大同世界,五光十色,別開境天。

  雖然各不相同,但是最後都是殊途同歸。

  結束亂世,天下治平。

  他笑著說道:「先儒構建的大同世界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在這個世界裡,既有君臣貴賤之分,又有上下和睦相處。君愛民,民尊君,施仁政,薄稅斂,行教化,輕刑罰,救孤貧,老安少懷,所以仁義高於利。」

  朱祁鈺不住的點頭,這是先儒,不是腐儒,先儒講的大同世界,腐儒們站著喝酒長衫。

  這條路走著走著,就走歪了,具體而言,嘴上都是主義,心裡都是生意。

  胡濙繼續說道:「道家構建的大同世界是天放,無何有之鄉,遂有至德之世。無為而治,天下泰安。」

  「法家的大同世界是一斷於法。」

  「法雖然只能由君主制定,不過法一經制定,公之於眾,不僅所有吏民要遵從,就是制定法的君主也要遵守。是所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墨家的大同世界是人與人兼相愛,交相利,並以此為基礎,一切尚同於天子。」

  「在墨子的世界裡,你愛我,我愛你,親人之親如己之親,愛人之財如己之財,所有人生活在一片愛聲之中。」

  胡濙講明白了諸子百家構建的理想國,大同世界的瑰麗。

  法家更像是社會契約論的世界,墨家更像是一個博愛的世界,道家更像是自然而然的世界,儒家則是王道樂土的世界。

  管學則是各方面都沾了一點,不屬於各方,更像是雜家,講仁義高於利,又講仁義基於利。

  這些大同世界是諸子百家在血腥現實面前,總結出的政治的總體設計和戰略目標。

  胡濙感慨萬千的說道:「所以,孔子、荀子、孟子、老子、墨子、文子、韓非子、商鞅對百姓流離,天下苦難,無不有一種追求,那就期盼聖人出,而天下治。」

  「他們怒罵戰國時的所有諸侯為率獸食人之輩。」

  朱祁鈺明白胡濙的意思,大同世界是思想家們的龍旗大纛,他們扛著龍旗大纛,批判君主,針砭時事,這是一種朝廷的自我調節。

  諸多大同世界的理論,是一種精神和輿論制約。

  在諸子百家的敘事之中,所描繪的聖主、聖王、盛世成了一面鏡子,置於君主之旁,成為一種無形的理論制約。

  這種理論上的制約,和六科給事中行封駁事,制度上的制約,都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這種自我調節,正在逐漸失效。

  朱祁鈺搖頭說道:「但是現在的情況是,許多人避實就虛,空談大同,而不行大同之法,高舉大同,卻為一家之私利狺狺狂吠,毫無德行可言。」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蘇平、蘇正居然拿著為大明出生入死的夜不收穫救消息,賣給了瓦剌的奸細,只為了區區三百兩銀子。

  蘇平、蘇正皆為儒生,他們也是在舉著大同世界的龍旗大纛,對皇帝口誅筆伐,說皇帝窮兵黷武。

  他們真的關心百姓嗎?不是,但是他們不過是為名,為利罷了。

  大明出了問題。

  胡濙說道這裡的時候,表情戚戚,他無奈的說道:「天下並無聖人,陛下秉持公器,群臣如九竅,各司其職,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所以勸諫是必然的。」

  「這種勸諫往往是失效的,比如稽戾王不顧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鄺埜等文臣武將的集體反對,執意親征。」

  「唉。」

  在場的眾人,無不嘆息。

  土木堡之變是鼎盛大明的一道深深的疤痕,即便是它癒合了,但是他帶來的歷史教訓卻是影響深遠。

  胡濙無奈的說道:「君主凌駕萬物之上,士大夫行勸諫之事,往往拿不準主意,所以都會送到禮部,先把把關,這也是規矩之一。」

  「鳳陽詩社壞了規矩,朝中禁談南遷、議和,他們搖唇鼓舌,製造風力,被陛下斬首,也是應當。」

  蘇平和蘇正是因為把消息賣給了瓦剌的奸細,才被送去的解刳院。

  朱祁鈺十分鄭重的點頭說道:「進諫、納諫,本君聖臣賢之良事,現在卻成了朝中黨爭的工具,朕十分的痛心。」

  胡濙十分認同的說道:「陛下,當初商鞅見秦孝公,秦孝公也不願意採納商鞅之法,就更法之事,甘龍、杜摯、公子虔與商鞅各持一說,數日之後,秦孝公才覺得商鞅之法更妥善。」

  「梁惠王和齊宣王並不喜歡孟子的仁政說,但他們還是不厭其煩地向孟子求教治國之術。」

  「進諫與納諫,無論哪家哪派都在提倡,進諫和納諫便成為了公認的至德,並以此作為衡量賢主忠臣。」

  「陛下,儒家走進死胡同了。」

  儒家的經典已經解決不了問題了。

  于謙、胡濙、丘濬、襄王、李賓言、徐有貞等等,不約而同的去其他諸子百家中,尋求解決之道。

  于謙經常引用老子學說,講外王內聖,講百年樹人,講國家之制。

  胡濙自認無德,直接說儒家走進了死胡同,再不變,大明亡於腐。

  丘濬主張仁義基於利,襄王主張利柄輕重論,李賓言心懷宇宙,仰望星空,觀望自然之道,總結了六等秩和四時之序。

  徐有貞和陳鎰,更像是墨者而不是儒者,他們對車駕被窮民苦力所壞,不以為意。

  兩個摳腳大漢,為了惓惓以生靈為念,跋山涉水,不講斯文禮儀只講工效。

  正如朱祁鈺所言,大明的儒教禮法出了問題,伴隨著土木堡之變的大痛苦,必然有著大明朝的自己的大思辨。

  中原王朝的大思辨,和西方的文藝復興大約性質相同。

  只不過中原王朝的大思辨,次數實在是太多了,已經把大思辨認定為常事了而已。

  朱祁鈺明白了胡濙的意思,點頭說道:「多一個選擇,多一個道路,多一個參考,多一個角度,方能政通人和,有治平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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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