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上常以墓葬的葬俗和隨葬品，來判斷墓主人的族屬和身份。
但僅憑這兩條證據還不夠，還需要結合器物銘文等信息，才能對其形成一個相對準確的判斷。
具體到這片墓地，目前陳文哲對於墓主人的族屬和身份問題，推測還是比較多的。
比如主要有姜戎族「戶」氏家族墓地、姜姓族群、虢仲、冉、有扈氏、當地土著部落等。
之所以有這麼多推測，很顯然是根據出土的東西和墓葬的制度太推測出來的。
比如姜氏，肯定是根據出土器物銘文來的。
再就是虢仲，這個就不用多說了，因為陳文哲看到的很多青銅器，跟虢氏的青銅器風格很像，甚至就是一樣，也就是銘文不同。
以上觀點雖各有不同，但總的來說，對於墓主可能屬羌戎一族和虢氏這一觀點爭議不大。
因為發掘這批青銅器的人，也有著同樣的認識。
比如M3和M4的兩個墓坑，形制十分特殊，均在墓壁上開鑿有多個壁龕。
這一葬俗不見於早期中原地區，而在辛店、寺窪等早期遺址常有發現，最早可追至馬家窯時期。
此外，墓葬出土的高領袋足鬲也是判斷墓主族屬的重要依據。
高領袋足鬲集中分布在關中西部、甘省的天水和平涼地區。
它自身有早晚的發展過程，結束的時間應該在西周初年，與周式乳釘紋簋的結束時間基本相同。
目前，對於高領袋足鬲的來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來自甘省東部地區。
即辛店、寺窪文化分布區。
這與帶壁龕的墓葬的分布，也大致吻合。
同時，帶壁龕的墓葬中，多隨葬高領袋足鬲。
兩者似有極為密切的關聯性，且此類墓葬和以聯襠鬲為代表的姬周墓葬，有著顯著的區別。
當然，這也不同於帶「腰坑」的殷遺民墓葬。
綜上所述，陳文哲認為這種葬俗，是起源於甘省地區的一種更早期的傳統。
而這一帶恰好也是文獻中，羌戎族群的分布範圍，因此墓主為羌戎一說也應無誤。
另外，文獻中也有很多對羌戎的記載。
《尚書·牧誓》中記載，武王滅商的部落聯軍中，就有羌人一族。
商人的甲骨卜辭中，也有跟羌人衝突的內容。
甚至周人的起源神話中，羌女姜嫄就是其始祖后稷之母。
由此看來，羌（姜）戎不但是周人滅商的重要同盟族群，還是長期與姬姓周人通婚的婚姻集團。
他們在關中地區，理應有著廣泛和長久的分布。
在此基礎上，陳文哲認為照片中的墓地，就是一個民族大融合的證明。
而關中地區後期墓葬高領袋足鬲的消失，可能是姜人的物質文化被同化的結果。
這種觀點當然也不止是陳文哲的，那發掘者也根據這片墓地出土銅器的銘文，判斷其為姜戎族之「戶」氏家族墓地。
只不過，陳文哲認為這個觀點不錯，但是還有不同意見。
比如三號墓坑出土銅器，共有族徽者15件12種。
四號墓坑出土銅器，有族徽者8件7種。
其中有些曾見於安陽，及其他地區出土或傳世銅器。
這些多屬商器，與周人族裔無關。
同時，從現有的考古資料來看，周人少有確證用族徽之例。
另外，禁及「戶」卣不能證明和墓主人有必然的聯繫。
尤其是在若干族徽，同時出現於同一墓葬的時候。
從孝民屯遺址出土的陶范看，這批銅器的鑄造地也應該在安陽，屬商人所有。
此外，之前發現的隨葬高領袋足鬲，並伴出青銅器的墓葬中多無銘文。
該階段的「姜戎」，或許尚未使用文字亦未可知。
根據以上理由，陳文哲認為墓地為姜戎族之「戶」氏家族一說恐難成立。
在陳文哲看來，也許那片目的的存在時間很長。
而在時間長河之下，一家一戶的存在是十分渺小的。
所以，那片墓地之中埋葬的王侯，也許不止是一家，也不是同一個時期。
這一點他之前看出土的青銅器就有所認識，因為裡面有周早期的，也有周中晚期的，甚至還有春秋、戰國時期的。
這就很能說明問題，比如三號墓坑出土的「戶」方彝。
宗彝這東西，之前陳文哲已經見到過，這種禮器十分珍貴。
通過它，或者是翻看流傳下來的典級，都能夠確定一些事情。
其實，考古學者在討論具體的年代和族屬問題中，有時會忽略掉一些基礎的細節，從而導致論證邏輯出現問題。
在討論具體的遺存現象時，一定要注意時間尺度。
千萬不能將遺物的年代、遺存的年代、考古學文化的年代乃至歷史事件的年代混為一談，它們的時間尺度是不一樣的。
考古學文化與族屬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邏輯關係。
但學界對這一關係，一直缺乏系統深入的研究。
因此時常有毫無邏輯地，直接從陶器到考古學文化，再到具體族屬的論證過程。
這是所有喜歡考究古董出處的專業人士，日後的研究中需要特別注意的一個問題。
考古學與文獻的關係，也值得大家認真思考。
當今學界對文獻的態度，存在兩個極端。
一是唯文獻是瞻，一則是棄文獻於不顧。
這都是不可取的，在考古學研究中慎重地使用文獻是十分必要的。
考古學不是萬能的，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很多問題單靠考古學無法解決，這就需要藉助文獻、民族志和人類學等材料對其作進一步討論。
比如，將考古材料比作一團面，這團面本身得和好，其科學性和完整性需要得到保證；
至於如何加工，則可以放開想像，做成麵包、包子或者麵條都行，各個學科的理論和材料都可以借鑑。
不能說做饅頭可以，做麵包就不行，這個是做研究應該有的一個基本態度。
以寶雞石鼓山兩座西周墓為例，現在結合相關考古發現與文獻記載，就可以對其族屬和年代，做出細緻入微的討論。
這種將典型墓例與文獻記載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值得所有人學習。
將來還可以嘗試利用這種方法，對歷史時期的具體考古學材料展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