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史達林同志拿起了《真理報》，頭版頭條是蘇聯莫斯科大學與列寧格勒大學法律系教授前往中國上海參加亞洲國際法庭的消息。
讀完這篇文章，史達林同志很習慣的點起菸斗，對於真理報主編布哈林在這件事上的工作成績不是很滿意，卻僅僅是不很滿意而已。因為何銳的反應太快了，從殲滅澳新軍團到號召國際法學專家，一氣呵成。雖然史達林同志發現這個機會後，立刻做出了直接指示。但最好的時機已經錯過，亞洲國際法庭的組委會先婉拒了莫斯科與列寧格勒兩地大學法律系教授成為組委會成員。
當外交部開始執行史達林同志的指示後，才爭取到了成為觀察團委員的資格。組委會成員與觀察團委員，這裡面的差距可就太大了。相比之下，匈牙利這個人嫌狗不待見的國家都因為行動及時，最終獲得了組委會的委員資格。
真正讓史達林非常不滿的是蘇共政治局委員，外交人民委員會主席越飛。或許應該將越飛撤職，換上更有能力的同志，史達林同志開始考慮此事。但是該換誰呢？
又換上一斗菸絲，史達林同志站起身，在辦公室內走動著。最終，他決定在蘇共政治局的常務會議上提出此事。雖然越飛與托洛茨基走得很近，此事一定會被托洛茨基一派認為是史達林同志要進行政治鬥爭。但既然那些人腦子裡只會考慮這種事情，史達林同志更覺得和他們進行鬥爭反倒充滿了必要性。
1月15日，是蘇共政治局常務會議的日子。看的出，托洛茨基此時的反對態度已經非常明確，此時托洛茨基在政治局內已經處於弱勢，1925年1月被迫辭去軍事人民委員會主席後，出任電氣技術發展局局長，兼工業與技術委員會主席。
即便如此，這位有著獅子鬃毛般濃密頭髮的男子依舊沒有任何退卻的打算，會議剛開始，托洛茨基就提出了全新的報告，「工業技術委員會希望排出代表團，與中國在技術合作方面進行協商，希望能夠達成一個長期協議。而且，蘇聯與中國人員交流計劃，我們也希望對中國政府提出的方案進行討論。」
這兩個計劃是托洛茨基與他的支持者推動的，也是托洛茨基認為近期能夠影響蘇聯經濟政策的一大助力。
以當下蘇共內部的局面，委員們都很清楚矛盾到了什麼程度。這些提案已經不僅僅是提案，更是對於話語權和政策制定權的爭奪。很多觀望派委員並沒有表態，大家都等著史達林的發言。而史達林同志依舊冷靜的聽著，從表情上完全看不出任何情緒。
托洛茨基則繼續講述道：「我認為中國方面不會拒絕這些協議，但我要說的是，通過對比蘇聯與中國方面的貿易，以及蘇聯與歐洲的貿易，其中的差距非常大。中國方面能夠接受簽訂了協議後，一年半後再支付商品，而歐洲那邊有限的貿易中，歐洲商人對於時間的要求非常緊。所以很多歐洲商人並非不願意與我們貿易，而是不能接受我們的交貨時間。根據我們收集到的情報，中國與各國商人的交貨時間就短的多，同志們，我很想對此事進行討論。」
觀望派的委員與支持史達林的委員們都看向了史達林，他們明白這又是托洛茨基的一輪進攻。以前只有蘇聯的自由派才敢拿歐洲經濟與蘇聯對比，由於蘇聯對西歐各國之間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關係，認同西歐幾乎被認為等於叛國，所以這種比較遭到了蘇聯上下的強烈不滿，並沒有造成多大影響。
中國的何銳政權在列寧時代就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改良派政權』，但何銳政權與蘇聯的重新劃界協議在蘇共中央接受範圍內，何銳政權與蘇聯之間的邊境軍事緩衝區執行的相當不錯。這個協議中規定，兩國每年都組建共同檢查組，到對方的軍事緩衝區進行檢查，並且參觀對方接近軍事緩衝區的軍營。
這種軍事互信機制建立後，龐大的中國雖然依舊存在某種潛在的威脅，但是龐大的中國卻成為了蘇聯在東方的某種屏蔽。讓蘇聯的安全壓力大減。
何銳政權修改了憲法，確定中國是社會主義政權。即便蘇聯國內依舊有非常多人認為中國是資產階級改良派政權，但這個『資產階級國家』，卻被視為『溫和資產階級國家』，甚至是某種『好的資產階級國家』。隨著中蘇之間的貿易量越來越大，托洛茨基一派原本傾向於用歐洲與蘇聯對比，現在越來越多的將中國作為與蘇聯對比的參照物。
史達林同志非常討厭托洛茨基的比較，蘇聯是蘇聯，中國是中國，托洛茨基好像完全忘記了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既沒有能力搞清楚各個國家的具體不同，也沒有能力搞清楚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繫。
就如托洛茨基通過對於蘇聯交貨不及時與中國快速供貨的對比，試圖構建出『中國比蘇聯強』的結論，然後再根據這個結論對蘇聯現有的生產進行批評，最終達成爭奪到話語權的目的。
出於最基本的禮貌，史達林同志聽完了托洛茨基的發言，卻沒有發言。在政治規則中，『王不對王』。所以政治局委員，《真理報》主編布哈林開口了，「托洛茨基同志，我也認為中國方面的反應速度非常快。最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中國正在通過建設亞洲國際法庭，實現了外交上的突破。我很想詢問越飛同志，為什麼在中國最初發出邀請信的時候，莫斯科大學以及列寧格勒大學的法律系沒有任何反應？以至於到現在，我們只能派遣人員成為亞洲國際法庭觀察團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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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反擊十分猛烈，讓外交人民委員會主席越飛一時不知道該如何反應。局面已經發展到了令越飛瞠目結舌的地步。中國組建的亞洲國際法庭已經被定性為『學術組織』，中國政府把自己的身影隱藏在一個國際學術組織後面，在這個政治軍事主導的大使上仿佛不存在一樣。
中國法學博士趙天麟教授完全站在世界外交舞台的聚光燈下，成為最閃亮的那一位。趙天麟的學歷，經歷，人品，又完全承受住了隨著關注而來的種種詳細的查看，在世界上成了法律界的一個代表人物。
越飛委員不得不承認，中國成功塑造出這樣的一個形象後，亞洲國際法庭已經成了一個外交界的大舞台。中國的外交靈活的讓越飛感覺看到了列寧同志的敏銳感覺，中國將美國踢出了亞洲國際法庭後，活躍在舞台上的都是歐洲與中國的法學界的著名人物，而義大利、奧地利、匈牙利外長陪同兩國法律界人士前往中國的消息就顯得並不顯眼。以蘇聯大使館在中國收集到的情報，法國與德國也都有外交人員抵達中國，與中國外交部進行了交流。
中國的外交空前成功，而這種成功正是蘇聯所需要的，蘇聯當下外交上的最大問題就是無法打破被封鎖的局面。
布哈林的攻擊既然開始了，就必然要達成目的。越飛能理解到的事情，布哈林也明白，所以布哈林講述了中國在外交上的突破後，繼續說道：「如果蘇聯要恢復與歐洲的貿易，首先是獲得外交上的突破，而不是簡單的對於交貨時間這種小事進行討論。何銳先生在前幾天與我國駐華大使在晚宴上進行交談的時候說過，任何國家層面的行動，即便再快，總有更快的，即便再慢，也有更慢的。國際發展，重要的是能否抓住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在這次的事情上，外交人民委員會已經不是快與慢的問題，而是完全沒能理解局面。我認為這證明了越飛同志的工作能力值得討論。」
話說到這裡，蘇共中央委員們明白過來，史達林同志這是要把將越飛的外交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給拔掉。外交人民委員會是蘇聯與歐美交流的關鍵渠道，但是這個位置的重要性並非特別高。
既然要將越飛拔掉，就要歷數越飛的問題，不少委員非常樂見此事。因為他們所看不慣的很多人因為與外交人民委員會有各種關係，所以得到了非常多其他同志無法得到的歐洲商品。歐洲反動政府的外交部正在通過這樣的小恩小惠影響與收買一些蘇聯同志。
這樣的局面直到史達林同志強化了與中國的貿易後才被遏制。中國在輕工業品生產方面的確非常出色，對歐美輕工業品的仿造也非常有天分，如果不是一定非得要求某個歐洲品牌，而是願意接受中國品牌的商品，蘇聯可以通過貿易，用木材、鐵礦石、煤礦等蘇聯擁有的豐富資源進行貿易。價格比歐洲商品便宜了許多。
即便是有些委員中意某種歐洲品牌，中國方面也可以通過貿易渠道進行轉口貿易，價格雖然貴了點，卻也公平。有這樣的貿易後，歐洲外交界人士用些許商品就能獲得蘇聯中上層歡心的手段被打斷了。
所以在托洛茨基試圖通過對比中蘇貿易交貨時間來對蘇聯工業生產提出批評的時候，支持史達林同志的委員們都覺得托洛茨基很有可能是想通過這樣的攻擊，去批評史達林同志在建設蘇中貿易中已經獲得的巨大成就。
布哈里對委員們的心態非常了解，所以攻擊起越飛的時候十分坦然自若，「越飛同志，我很想知道，在中國沒有向莫斯科大學與列寧格勒大學法律系發出邀請後，你為什麼不主動宣布，莫斯科大學與列寧格勒大學法律系願意參與到亞洲國際法庭的正義行動中去？」
越飛無法回答，他當時所考慮的是如何恢復與歐洲的外交關係，認為中國的行動只會引發中歐更激烈的矛盾，完全沒有考慮到竟然存在中歐在亞洲國際法庭進行合作的可能性。
見越飛沒有回答，布哈林繼續問道：「當時的政治局會議上，同志們的確認為中國與歐洲的關係是以對抗為主。你沒能提出更有洞察力的外交領域意見。在之後，法國法律界人士主動宣布會加入亞洲國際法庭，你為什麼依舊沒有提出蘇聯的法律系教授加入亞洲國際法庭的申請？」
越飛還是沒辦法回答。在那個階段，越飛很懷疑中國組建亞洲國際法庭的行動會不會演變成一場自取其辱的鬧劇。越飛認為，中國雖然取得了中英戰爭中的一定軍事勝利，但是這不等於中國邀請歐美各國法學家加入亞洲國際法庭的行動最終成功。歐美各國之間有矛盾，但是在面對中國的時候，這些國家的矛盾應該是次要矛盾。
蘇共政治局委員們靜靜的聽著布哈林的指責，布哈林對越飛的指責並非空穴來風，事實證明，越飛在亞洲國際法庭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沒能做出正確的判斷。丟失了對於蘇聯來說非常重要的打破外交封鎖的機會。
如果實在聯（共）布爾什維克內戰時代，這種執行力是有可能要被槍斃的。按照列寧去世後，史達林作為第一書記確立的政治默契，不肉體消滅，而是找個閒職安置。越飛大概就要去某個沒啥實權的部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