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祖寬他在他呼呼大睡之前，是命人寫下了緊急的戰報，派出了通信兵，把這裡的事情匯報給上面。
祖寬雖然看起來是一個十分粗豪的人，但是粗中有細，能從一個小兵當上了總兵，就不會是等閒之輩，他由一個扁擔掉地上，不知道是一字的人，變成一個讀得懂軍報，勉強認字的人，這是花費了好大的力氣。
他可是知道洪承疇為了拿下李自成，可是派出了數萬軍隊，在這數百里範圍內對他進行搜捕。
為了幹掉李自成，他們花費的巨大的兵力，因為李自成，現在已經成為流寇的領袖，自從張獻忠、高迎祥死了以後，就是當之無愧的老大，許多流寇也都是他為領袖。
他們在子午谷一戰，可是被孫傳庭的部隊，打得落花流水，逃到了山裡面，身邊不過是數百人而已。
但是短短的年離余間，重新兵出終南山，在短短的數年間，又擴張到了20多萬之眾，整個西安府三十七縣，就沒有不被他們禍害的。
這樣的人，即使他剩下的一兵一卒，都有可能重新東山再起，只有把它殺死了，才會令這些人心安，也就是因為如此，他們才加大了搜捕的力度。
洪承疇也受到上面的摧逼，所以他也向手下們暗示了，活要見人，死要見屍，死的更好。
曾經是有人提出，乾脆招降此人算了，如果招降此人，盡得其手下，可以令他們勢力迅速擴張。
洪承疇斷然拒絕了，他認為李自成就是不會屈居人下的人，如果招他，讓其有喘息之機，將來遲早會被反噬，這樣子反而給自己招來了禍端，在朝廷占據了絕對優勢的時候，沒必要招降。
對於洪承疇來說，儘快結束戰爭，少死些人，這對他吸引力不大，對他來說，建立軍功，才是最好的。
洪承疇加入了華夏軍以後，他就憋著一股勁，想做出一番事業來，證明自己，儘管他在大明朝的時候，已經是名聞天下的大帥，是那已經是前朝往事，在新朝他可是寸功未立。
雖然率領數十萬人投降入了華夏軍，但是他並不認為這是什麼戰功，如果想依靠這樣的事情，就在華夏軍裡面立足，這是不可能的，在華夏軍的高層，無論是文武官員，他們能在體制裡面混，憑的就是自己的真本事，出身反而是其次。
所以洪承疇雖然已經在西安城下，擊潰了流寇主力，且將其大多數人馬都俘虜了，但是他還是堅持的認定，一日李自成不死，陝亂未己，只有拿下了李自成，他們才算是完美的收宮。
因為如此，他拼命的摧逼手下的諸位將領，讓他們無論如何也要用盡一切的兵力，竭盡所能，追殺李自成。
此戰若讓李賊走脫，所有努力，化為烏有，由本帥起，全體將軍校尉降秩一級。
可見洪承疇之決心。
當然，追殺李自成是一方面，平定和收復周邊的縣城，也是一方面。
華夏軍源源不斷的開進西北，他們的兵力迅速的增加，更多的兵力，就意味著他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在此之前，他把所有的兵力，都用於對付李自成，但是當他的經歷足夠多的時候，他就開始圖謀其他的事情，魔爪伸向陝西七府。
自從大明滅亡以後，地方的豪強，迅速的崛起，奪取了地方的權利，據地為王，這些人如果不迅速的剷除，容易尾大不掉，為禍地方。
所以洪承疇一方面組織兵力，追殺李自成，一方面就在打壓和收拾這些地方豪強，不會給他們冒頭的機會，雖然出現另外一個劉家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如果出現失控的場面，上面肯定就懷疑洪承疇的能力。
別看洪承疇加入新朝不久，可是獲得了重用，同樣是總督，負責西北的軍務，權責之大，絲毫不比在朱明時代，但是他內心還是有點擔憂的。
畢竟他不是一開始的從龍，而且稱得上是貳臣，在大明的時候，他是進士出身，最擁有的最硬的牌子，更有整個仕林集團的支持，如果發展得好，就是當上兵部尚書或者是大學士也都不出奇。
但是在新朝就不同了，就連洪承疇都認為，破格重用於他，很多時候就是要收買他手下十幾萬人的心，估計只要一個不好，劉遠橋不爽，馬上就可以免得他的職務。
他出動騎兵，連夜趕路，一舉擊潰李自成的大軍，就是這種心態下的產物，他必須竭盡所能，證明自己的能力，當他看到李自成被殲滅的軍報以後，忍不住仰天大笑，陝地大亂，可以暫停，並且也都向所有的人證明了他的能力。
要知道，在大明的時候，他一路追殺李自成，打了半個中原，很多人都認為，他就是在養賊自重，只有他自己才明白，李自成成太精了，跑得太快了，根本追之不及。
官軍出動的人少，追上去容易被他們反殺，出動的人多了，想追上對方也不容易，即使追上了，對方也會跑，依舊得追，這一切變得麻煩，就變成了很多人眼裡，養賊自重。
在新朝，他不會讓別人這樣說他，拿下了李自成，他立下巨大軍功，也證明了他的價值，如此人才，劉遠橋豈會輕棄？
李倧，李氏朝鮮王朝第十六任君主，字和伯，號松窗，乳名天胤。籍貫全州道，生於海州，為朝鮮宣祖李昖之孫，定遠君元宗李琈之子，光海君李琿之侄。
仁祖即位時，西人黨因主導仁祖反正而成為當權的朋黨，但仁祖吸取光海君時代，大北派壟斷朝政的弊端，故而在倚重西人功臣勢力的同時亦登用南人黨(李元翼、李聖求、李敏求等)、小北派(南以恭、金藎國等)乃至未參加廢母庭請的大北派(李慶全等)，並徵召起用金長生、朴知誡為代表的山林儒士，維持著政局的平衡。
李倧朝的黨爭特色並不明顯，其時朝議，如元宗追崇及講和斥和之議，雖有異同，不系西人、南人。因此當時政局的主要矛盾是功臣勢力和非功臣士人之間的矛盾。
即便在功臣內部也存在對立，如金瑬和李貴、李時白父子的對立、金自點和沈器遠的對立等。李倧採取異論相攪之策，維持著自己的王權。
不過此時，全球進入小冰河期，朝鮮自然不例外。如崇禎五年，備邊司向其報告時驚呼:「今夫八路大旱之災，出於三年凶歉之後，兩麥已枯，四野盡赤，此誠前古未有之大變也!「除了不少人因饑荒而餓死外，死於隨饑荒而來的瘟疫的人也不在少數，一些地方已出現小規模騷動，有大臣擔憂此為赤眉、黃巾之漸。
但李倧對此束手無策，頂多採取削減百官俸祿、中止武器製造之類的措施，並從崇禎五年以後，幾乎年年祈雨，但並未演變為全面的社會動盪。
此外每逢災異，李倧還下教求言，雖然都表示採納，卻幾乎無一付諸實施，引發朝臣不滿。
李倧時，內外變亂不斷，不得不在軍事上有所強化。在軍制方面，李倧即位之時的中央軍，只有訓練都監，李倧揚言，要親征後金，與明朝「協力討虜「，於是以李貴為御戎使，招募軍隊，後來形成了御營軍;李适之亂後，為了加強國王的宿衛，又增設總戎廳，在修築南漢山城的過程中，又增設守御廳。
武器方面，李倧延續發展火器的方針，大力製造鳥槍，在天啟七年時，其己有能力，每年生產一千柄鳥槍，到崇禎九年，每年生產二千柄，不僅如此，還多次從日本購入鳥槍。丙子胡亂後，朝鮮擁有的鳥槍數量已達五萬柄。
同時由於明朝限制輸出硫磺、硝石，李倧委派反正功臣完豐府院君李曙負責研製、自力更生，並於崇禎四年設別造廳於軍器寺，專門負責製造火器並突破火藥的技術難關。
據傳，一個叫成根的軍官從遼東難民那裡習得焰硝製造之法，為李曙所採納。崇禎八年，李曙編成《火炮式》，收錄各種火器的製作和使用方法，並附以諺解，附錄新傳煮取焰硝方。然而翌年，即爆發丙子胡亂，此書未能派上太大用場。
天啟四年，他們從陳慰使鄭斗源那裡得到紅衣大炮，喜出望外，但在研製方面未有進展。
崇禎元年，荷蘭水手朴淵等三人漂流至朝鮮，李倧讓他們用於製造包括大炮在內的各種武器，丙子胡亂時效力於訓練大將具仁垕麾下，除朴淵外的兩人都戰死了。
朝鮮在鳥槍方面的運用更勝一籌，曾在丙子胡亂時擊斃清朝額駙揚古利，此點亦為後金建奴所重視，經常徵調朝鮮鳥槍手作戰。
在戰略方面，丁卯胡亂之後，李倧採取的主要戰略是讓出大路、修築山城、配以火器的防守戰略，如移義州於白馬山城、移平壤於慈母山城、移黃州於正方山城、移平山於長壽山城，同時強化江華島和南漢山城兩大要塞的防禦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