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向高大感婉惜，韓爌三十年努力，始有今日之風光，現在母喪丁憂，一切又回歸原點。
朝廷官位，一個蘿蔔一個坑，內閣之位更是爭個你死我活，要起復，這談何容易？好不容易與韓爌意氣相投，形成了陣線，卻是一切回歸了原點，形勢不妙呀！
幸好皇帝禮遇老臣，還是作了最大限度的挽留，讓韓爌保留了顏面，異日回歸有望，但是他們失了韓爌這一大將，陣線動搖呀。
果然，吏部尚書魏廣微道：「內閣二輔，身負重任，不可一日有缺，醫舉薦福建巡撫李逢春學士入閣參預軍機。」
魏廣微作為吏部尚書，在人事方面，有很大的發言權，雖然閣臣之位比他大，但是他這吏部尚書有權廷推。
朱由校道：「見賢思齊，今日韓老丁憂，倒是想起了李老師，萬曆四十七年春，在慈慶宮受李師教導，始明聖人之道，經書之義，李學士道德文章，樣樣出眾，巡撫福建，成績有目共堵，敕令加東閣學士銜，入閣參預軍機。」
這可是形勢危機，劉一燝道：「李學土乃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入朝才六年，資歷未免過低了。」
李逢春的資歷，那是真的淺，萬曆四十三年中舉，四十四會試高中一榜第三名，也就是探花郎，授翰林編撰，歷三年期滿，授翰林學士，教那時皇孫子朱由校，朱由校的命未免太好了一點，很快封太孫、太子，他順理成章成為太子詹事府左春坊大學士，朱由校然後當上了皇帝，他便被外放為巡撫熬資歷，這入仕才六年，居然被提名為內閣輔臣了，完成了許多人窮其一生也法達到的高度，這速度，用坐火箭也不為過。
魏廣微正欲反駁，朱由校卻道：「朕很看重李師的文章道德，資歷反是其次，說到資歷，朕做皇帝才兩年，資歷也淺得很。」
劉一燝大驚，忙道：「臣失言。」
朱由校為誰人說話，大臣們都可以據理力爭，但人家為老師說話，為老師爭取好處，這是尊師重道，他即使有些胡鬧式的堅持，也是合情合理的，無人可以指摘，而且歷代帝師之中，大多可以順利入閣，繼續的輔助皇帝，成為君臣之間的佳話。
皇帝這麼一說，孫承宗、熊廷弼等立即表示支持，紛紛稱頌皇帝聖明，這樣，韓爌丁憂，劉一燝遞補為次輔，李逢春則由原來的福建巡撫，加東閣學士銜入閣參預軍機。
李逢春這人，其實是一個書呆子，出身貧苦之家，智商高情商低，在翰林院就不合群，在福建巡撫之位，做得也不怎麼樣，幾乎被手下的官員聯手架空，除了一個泉州知府劉守仁，基本沒有人肯聽他的，做官如此沒有手腕，應該是貶斥才對，誰知人家的靠山大，就是當今天子，不但沒有事，反而成功入閣，成為了輔臣，這些人應該是大跌眼鏡，惶惶不可終日了。
葉向高暗嘆，皇帝這純潔少年，也在玩弄手段了，他名義上思念恩師，還不是為了往內閣塞人，李逢春一身清名，但是執政能力和為官手腕，真的只有一般，相當平庸，做一個巡撫己是高配，最好往翰林院做一詞臣，專於學問，以後或許會成為一代大家，讓他們輔臣，不是害了他，就是成為米柱、魏廣微等的扯線傀儡，他們的力量本來就大，現在內閣也有人了，力量更大，不可制約矣。
米柱沒有上朝，他在後面靜靜的觀察，一切盡在掌握之中，看著葉向高，劉一燝等難看表情，米柱十分的高興，這些人詭計多端，終究是喝了他的洗腳水。
現在的軍機處和內閣，有點像後世的軍事委員會和政治局，兩邊有人，這權力大了去了，他們正是可以一展抱負了。
米柱越來越精於政鬥，他是不會讓戰士的血白流，他們的犧牲必須有價值，這麼多的熱血男兒，大好漢子，都可以去死，去犧牲，為了大局，犧牲兩個老人算什麼？他們無辜，難道這些戰士就有辜，就應該犧牲，就應該死？
為了讓他們不白死，不再有更多的熱血男兒去死，他只好鋌而走險去幹壞事了，這一刻開始，米柱不以好人自居，不再以聖人的視覺去看和批評別人，因為他自己也是壞人一個，可以為了目的，不擇手段。
魏忠賢看見米柱站在陰影之中，不知在想什麼，他走了過去，說道：「大獲全勝，當浮一大白。」
米柱冷冷的道：「大勢所趨，不可逆轉，擋我者死。」
魏忠賢欣慰的道：「維新有股爺們豪氣。」他完全當米柱是繼承人了，可以無條件信任和支持，至於他那些侄子，爛泥扶不上壁，打發回鄉下做一富家翁，嬌妻美妾不會少，良田美宅有的是，但是要功名富貴，卻是不可。
米柱道：「這是大勢所趨，咱們是在順應天命。」
米柱所說的天命，指的是歷史朝流和社會形成的新形勢。
而魏忠賢的理解是相當的簡單，天命就是上天的命令和意志，天命不可為，順天者昌，逆天者亡。
而且，別人的天，是天命，是天地河山的意志，而他魏忠賢的，只是大明皇帝，離開了皇帝，他什麼也不是，大明的太監，即使再強，也沒有唐朝的這麼厲害，達到廢立的地步。
米柱一笑。
大明在此時，依然是封建王朝，但此時的歐洲，資產階級漸漸崛起，他們即將登上時代的列車，進而成為改變世界的人。而此時的大明王朝，卻像一灘死水般沉寂。資本主義的萌芽已經破土而出，但卻極其脆弱，最終在歷史的變遷中悄然枯萎。
在江南一帶，其實已經頗為富庶，當地的富商也不在少數，這種得天獨厚的條件，是孵化資本家的極好土壤。雖然理想很豐滿，但現實卻很骨感。當西方資本主義迅速崛起時，明朝的資本主義萌芽，終歸未能破土而出，這種呆板、落後的經濟狀況，為之後幾百年的全方位落後，早早地埋下了伏筆。
華夏歷史上，任何一個智商在線的帝王，都從不敢得罪底層的農民，這背後的原因非常簡單。絕大多數的改朝換代，都始於土地兼併，終於農民起義。為了確保自己的王朝長治久安，歷朝歷代的君王，都在想方設法避免土地兼併，以為底層農民求得最後一點生機。既然如此，就必須儘量避免貧富分化的情況出現。
在這種思潮之下，從秦漢兩朝開始，諸侯的權力便開始被限制。除此之外，重農抑商這種抑制貧富分化的政策，成為了一種必然被推行的政策。從漢代的文景二帝開始，農民便得到了輕徭薄賦的待遇。而商人卻受到了很多約束。不僅官府對他們課以重稅，連他們的子弟入朝當官，都會受到很多限制。
當然，之後的那些封建王朝，對重農抑商的履行效果千差萬別。譬如西晉，便沿襲了魏國的屯田稅收制度。哪怕是太平年代，也對農民徵收重稅。於是，這個奇葩王朝，只存在了50年便滅亡了。
而重視農民生活的王朝，其壽命自然更加長久。唐玄宗李隆基，便在早年間主張簡樸，還大幅度利用廢棄田地，並主張興修水利，來為農民提供方便。在重農的同時，抑商可並沒有絲毫放鬆。
《舊唐書》卷四十八《食貨志上》便有這麼一句：「士農工商，四人各業。食祿之家，不得與下人爭利。工商雜類，不得預於士伍。」
這句話非常好理解：士農工商這些階層，應該各自安守本分。士族階層不許經商，不能與工商這些下等人爭奪利潤。但身為工匠、商人這些從業者，也要擺正自己的位置——想加入士的隊伍，很難！
這便是重農抑商帶來的影響。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政策抑制了貧富分化的可能，從而確保了封建王朝的穩定性。但在明代，這種理念其實已經落伍了。因為商人子弟在官場缺乏話語權，所以商人得不到任何來自官方的保護。官員對商人予取予奪，大幅度打擊了人們經商的積極性，最終斷絕了資本主義崛起的可能性。
當大明王朝的資本主義萌芽行將枯萎時，英國的紡織商人已經進入了下議院，並且逐步推出了許多有利於商業的政策，其商業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而歷史的天平，也在不知不覺中漸漸扭轉。
現在米柱暗中操縱的米利堅和皇家銀行，勢力發展驚人，但是想打破傳統壁壘，當官為仕，這不可能，但是卻可以像東林黨背後的大地主大商人集團一樣，反過來影響大明，影響國家的政策和走向，從而達到了自己的目的，米柱就是這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他們的勢力有多大？且看朝中有不少官員不知不覺站在他們這邊，為他們說話，這便知道他們的厲害，他們巨大的實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