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張天元手裡頭這是清三代的粉彩，那自然珍貴無比。
不過張天元隨便看了一眼就知道，這玩意兒應該是民國的東西。
確切的說，是一件民國粉彩無雙譜人物紋方瓶。
目測高4厘米，口部邊長4厘米，底部邊長5厘米。
方口，三疊唇，細長頸，豐肩，肩部四面各書一位人物的介紹詩文，肩部以下漸收，腹部四面皆以釉上粉彩各繪一位歷史人物肖像，下承三疊台座，全器罩一層淡青色釉，圈足露胎，足內施釉，並以紅彩書篆體「大清乾隆年制」六字寄託款。
雖然這托款用了乾隆的名頭，但卻並非乾隆年間的東西。
「無雙譜」圖案是清代中晚期至民國時期粉彩瓷器中較為常見的紋樣。
《無雙譜》又名《南陵無雙譜》，原為清代康熙年間浙江紹興畫家金史的繪畫著作，其題材為漢代至宋代40位名人肖像。
如：張良、項羽、班超、張騫、司馬遷、董賢、孫策、諸葛亮、陶淵明、花木蘭、武則天、李白、狄仁傑、郭子儀、岳飛、文天祥等，因他們的事跡舉世無雙，故名「無雙譜」。
《無雙譜》最初刊刻於康熙三十三年，由吳郡著名刻工朱圭鐫刻，後來乾隆、光緒年間亦有多種刻本。
金古良的《無雙譜》將詩歌、書法、繪畫很好地結合在一起，每幀作品旁皆題樂府詩一首，且都為金古良自己手書。
清初浙江學者毛奇齡為此譜作序，贊曰：「南陵(金古良的號)與余同學詩，與徐仲山同學書(指書法)，末為畫，而畫精。是譜名『無雙』，而實具三絕，有畫，有書，又有詩也!」
這裡稱此譜「詩、書、畫三絕」雖說是恭維之詞，但這種形式確實對後來的藝術製作，提供了很好的新思路和新題材，包括對於清中晚期以後的瓷器裝飾圖案的影響。
瓷器上繪「無雙譜」紋樣，始於清代道光年間，同樣也很好地將詩、書、畫融合一體。
民國許之衡在《飲流齋說瓷》中說：「以視道光之畫『無雙譜』，必書人名、小傳者，殆有仙凡之別。」
又說：「道光畫『無雙譜』，題識最夥。如畫數人物，則每人系以一小傳，分占其器之半。」
至晚清民國時期，「無雙譜」紋樣繼續流行，這件民國粉彩無雙譜人物紋方瓶就是其中的代表。
此無雙譜人物紋方瓶四面分別繪有董賢;
尚父郭汾陽王，即郭子儀;
偽周皇帝武，即武則天;
國老狄梁公，即狄仁傑四人肖像。
其中董賢肖像上方書：「雲陽舍人貌自工，年才二十位三公，法堯禪舜為不惜。」
郭子儀肖像上方書：「功蓋天下主不疑，位極人臣眾不嫉。千古將相之所難，令公得此由何術?」
武則天肖像上方書：「女主昌，策英賢果刑賞，爾武媚世無兩，天不厭亂為婦人。」
狄仁傑肖像上方書：「昌宗裘，吹簫乘鶴游庭中，蓮花乃似郎面紅，貴人爭相執垂轡。」
這些人物肖像畫法及詩文內容均與金古良的《無雙譜》保持一致，略微有些出入，應為民國時期人們所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
總之，「無雙譜」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廣為士大夫階層和民間人士所喜愛，這件民國粉彩無雙譜人物紋方瓶則以瓷器粉彩畫的形式，原汁原味地保留下了這種傳統文化，值得今人觀賞、品味。
當然了，東西再好，終究不是清三代的粉彩，所以這價錢自然不怎麼高。
「這個東西是三件裡面最便宜的，最多價值五六萬人民幣，倒也不錯了。」
看完之後，張天元笑著說道。
「這麼說，另外一個瓷器很珍貴了？」
柳若寒問道。
「那是自然，要知道，這可是一件西晉越窯青釉瓷盤口壺！
青釉瓷是在東漢晚期江浙省上虞小仙壇率先成功燒制。
首開越窯青釉瓷發展之先河。
三國時期，瓷器的造型和裝飾基本上承襲漢代，較多地吸取了陶器、銅器、漆器等的形制和紋飾。
如壺，壺與漢代陶壺及原始瓷壺相同，盤口較淺，肩部設半環形系耳，下腹內收，小平底。
有的肩部刻劃弦紋、點紋等。
此時盤口與底部者較小，重心在上部，傾倒食物比較費力，給人一種不穩定的感覺。
西晉時期，隨著制瓷技術的提高，製作更加精巧。
瓷胎比前期稍厚，為避免由此產生的厚重感，工匠們有意將器物的口沿做薄，盤口壺多淺盤口，盤口加大，粗短頸，最大腹徑偏上，底部加大，器型與前相比顯得穩重端莊。
這件西晉越窯青釉瓷盤口壺，目測高20厘米，口徑5厘米，腹徑5厘米，底徑10厘米。
淺盤口，口沿較薄，粗短頸、溜肩、球腹、平底，肩部有對稱的雙系。
肩部飾斜方格紋，上下為聯珠紋，雙系上飾葉脈紋。
胎淺灰，質地堅硬，胎釉結合緊密，通體施釉，釉色呈青綠色。
盤口壺是現在人的叫法，當時可能不叫壺，而叫瓶。
1954年洛城西效東漢墓出土一件陶罐，形制與盤口壺相似，其器身上寫有『解注瓶』字樣，用途為酒器。
盤口壺在三國時的盤口和底都較小，肩、腹部大，重心在上，給人一種不穩定的感覺;
兩晉以後盤口加大，頸增高，腹部變長，重心向下，底部擴大，給人一種穩重感，為了提取方便，從雙系、雙覆系，發展到六系、八系、十二系等。
如鎮江陽彭山磚瓦廠東晉墓出土一件甌窯青釉八系盤口壺，盤口，口稍外侈，短頸，溜肩，鼓腹，腹下漸收，平底。
盤口底沿設雙系，肩部分設六橋形系，對稱均衡，是為穿繩懸提時更加穩定而不晃動所設。
江浙越窯在東漢燒制的瓷器是由原始瓷演變而來，因此在製作上都與原始瓷頗為相似。
三國吳時期越窯窯址在上虞縣發現三十餘處，比東漢時期的瓷窯址增加到四、五倍。
越窯窯址絕大部分分布在曹娥江中游兩岸的山腳下，瓷土和燃料充***通便利，促使越窯瓷器生產得到迅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