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6歲加入中國工農紅軍，似黃土高原上的一隻猛虎，參加清澗起義後，在陝西、山西組織革命武裝。為建紅軍游擊隊，他時而以國民黨軍官身份出現在太原，時而以富商大賈的身份出現在汾陽。他22歲參與創建中國工農紅軍晉西遊擊大隊，任副大隊長、大隊長，在呂梁山區和陝甘邊界地區開展游擊戰爭，曾指揮平橋、瓦窯堡戰鬥，屢戰屢勝，名震敵膽。在莫斯科學習期間，他不迷戀「黃油、麵包、西服、皮鞋……」他時時刻刻惦念著國內的鬥爭，他眷戀陝北的小米和窯洞。他27歲任工農紅軍沿河游擊司令，紅30軍軍長，後來成為新中國軍區副政治委員，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報名投軍
1909年農曆9月13日，閻紅彥出生在陝北安定縣（今子長縣）瓦窯堡一個貧苦農民家裡。父親閻厚基，母親吳氏，終年勞累，省吃儉用，家境依然十分艱難。
9歲那年，父親送他到附近米糧山私塾讀書，由於家庭經濟困窘，交不起學費，艱難地維持了半年，便輟學回家，到磚瓦窯幫哥哥燒磚做瓦。
1921年，12歲的閻紅彥，經人介紹，到離家數十里的關廟坪，幫人攬羊放牛，帶小孩、做家務。主人姓閻，是當地軍閥王保民的岳父，他仗勢欺人，橫行鄉里。有一天，閻紅彥由於放牧疲憊，失手將主人的小孩，摔倒在地，受到主人一頓毒打。他一氣之下，出走長城腳下的綏德、神木、府谷一帶，靠打短工度日。今天幫東家推磨，明天幫西家砍柴，過著飢一餐、飽一頓的流浪生活。
嚴酷的生活折磨，使幼年的閻紅彥深感人間不平，萌發了殺富濟貧，改造社會的思想，也鍛鍊了他吃得苦、打得粗、打落牙巴連血吞的堅強性格和不屈不撓的毅力。在這期間，他相識了綏德師範的一些進步學生，並與白錫林等參加秘密活動。
1924年，陝北終歲不雨，饑民成群結隊，四處逃荒。閻紅彥一家的生活，也陷入絕境。恰好這時，陝北軍閥石謙團駐安定縣的李象九連招兵，閻紅彥報名投軍。從此，躋身行伍，開始了他一生的戎馬生涯。
李象九，陝北白水縣人，早年曾在石謙部下任班長。五四運動後，受革命思潮的影響，和共產黨員李子洲、劉天章、謝子長等交往密切。1924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轉為共產黨員。石謙升任團長後，由於同鄉關係，任命李象九為該團第1營第3連連長。其時，謝子長正在安定一帶從事革命活動，在謝子長的幫助下，李象九決心利用石謙擴軍的機會，招收一批進步學生和貧苦農民，發展革命力量。
所以，他招兵的條件和當時一般舊軍隊不同。他要求：(一)年齡在18歲左右，社會經歷純潔；(二)五官端正、體魄健壯；(三)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這時的閻紅彥只有15歲，而且只讀了半年書，認字不多，不符合招兵的條件。但是，招兵站的人，看見他身軀高大結實，精力旺盛，要求入伍迫切，就破格地錄取了他。開始，在連隊作號兵，不久，調連部給李象九作勤務。
尋找共產黨
1925年初，這個新建的連隊，初具規模。一批進步青年如雷恩鈞、呼震西、史唯然等先後通過李子洲、謝子長等關係，來到該連任班、排長和訓練工作。
這個連的建制，訓練內容和生活制度，均和一般舊軍隊有所不同。連下設區隊，每天除兩個小時的軍事訓練外，絕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學習政治和文化，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教育。共產黨員李子洲、楊明軒、呼震東等應邀常來演講。
連隊還可以公開閱讀《馬克思主義淺說》、《勞農政府》、《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革命書刊，並組織了「士兵自治會」，學唱《國際歌》、《國民革命歌》，氣氛十分活躍。黨及時地在連隊建立了支部，由史唯然任書記，秘密發展了不少黨員。
閻紅彥剛入伍時，對革命道理懂得不多，幾個月的學習生活，打開了他思想的窗戶。他第一次知道了中國有個共產黨；懂得了窮人為什麼會窮，富人為什麼會富的道理；懂得了不是殺幾個富人，窮人就可以過好日子，而是要推翻整個舊社會；知道了中國共產黨就是要組織領導中國人民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官僚、地主，使窮人翻身作主人。
閻紅彥入伍後，一直在李象九的周圍，由於他性格耿直憨厚，工作盡心竭力；痛恨剝削和壓迫，同情窮苦的農民；有強烈的反抗意識和改造社會的願望。所以，李象九非常喜歡這個小青年。
有天晚上，閻紅彥問李象九：「連長，你知道共產黨在哪裡嗎？我想找共產黨。」
聽了閻紅彥要求入黨的願望後，李象九笑著說：「你想加入共產黨，首先要了解共產黨的革命道理。」於是，李象九就把中國共產黨的情況。詳細地向閻紅彥作了介紹，並給他講了有關共產主義的知識。此後，一有空閒，閻紅彥就找李象九，渴望得到他更多的幫助。實際上李象九當時對馬列主義知道得並不多，對共產主義理解得也十分膚淺；但是，閻紅彥在他那裡，確實受到了共產主義的啟蒙教育。
1925年4月，在宜川集義鎮，由李象九介紹，閻紅彥在紅旗下秘密宣誓，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入黨之日起，閻紅彥就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了黨，聽從黨的召喚，服從黨的安排，經歷了千迴百折，為革命奮鬥了一生。
建立晉西遊擊隊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閻紅彥參加了清澗起義。雖說起義失敗了，但血與火的錘鍊使他更加堅強。
1930年11月，蔣馮閻中原大戰中，馮閻戰敗。山西政局非常混亂，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中共北方局決定，利用這一有利形勢進行武裝起義，創建工農紅軍，開闢山西革命根據地。為此，特派劉天章前往山西開展工作，並決定從陝北抽調部隊幹部，幫助組建紅軍游擊隊。
1931年2月，閻紅彥和白錫林，受陝北特委派遣，來到太原，山西地下黨秘密聯絡機關——并州養蜂場，會見了省委書記劉天章。
劉天章向閻紅彥分析了山西的形勢，傳達了省委關於在呂梁山創建工農武裝，開展游擊戰爭，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決定。
當時，在呂梁山區，有一些往來於黃河兩岸的武裝「土客」。他們是保護走私菸土的一支武裝力量，其成員大部分是生活無著、鋌而走險的無業游民。山西省委決定，首先把這些「土客」爭取過來，作為建立革命武裝的基礎。為此，派閻紅彥和白錫林、拓克寬等，到「土客」師治貴部擔任班長。
師部有30多人槍，是當地「土客」中勢力最強、影響最大的一股，活動在孝義縣西宋莊以及靈石、孝義、隰縣三縣交界的溫泉一帶。師治貴長期廝混江湖，打家劫舍，生活腐化，揮金如土。他雖然表示贊同革命，但其本質並未改變，很快就和黨發生了原則分歧，收繳了閻紅彥、白錫林的槍枝，並強令其離開部隊。經過鬥爭，師治貴歸還了閻、白的槍枝，不久，將部隊解散，潛逃平遙。
閻紅彥被迫離開「土客」隊伍後，經汾陽到太原，向劉天章匯報了詳細情況。省委經過研究，決定採取積極措施，重新部署力量。接著，從馮玉祥汾陽軍官教導團和軍閥高桂滋部抽調了有作戰經驗的地下黨員楊重遠、吳岱峰等同志，從太原兵工廠抽調了馬佩勛、尹子安等十多個工人黨員，秘密潛赴呂梁山區，會同閻紅彥、白錫林和在當地吸收的貧苦農民，以及吳岱峰、胡廷俊從離石、吳城一帶找回來的拓克寬等，重新開始了組建游擊隊的活動。
為了順利地開展工作，省委在汾陽縣東關商業區萬義客棧建立了聯絡站，並決定成立了游擊隊臨時支部，由楊仲遠任書記，閻紅彥、拓克寬、黃子文、吳岱峰為委員，白錫林為後補委員。聯絡站以楊重遠為主任，負責和晉西各縣黨組織進行聯繫。萬義客棧經理李海山，同情革命，協助楊重遠，掩護往來人員，轉運武器彈藥。
閻紅彥負責組織聯絡工作，他時而以國民黨軍官身份出現在太原，時而以富商大賈的身份出現在汾陽，冒著生命危險，穿梭往返，把省委籌集到的槍枝子彈和調配來的人員，秘密經汾陽護送至離石、中陽交界的九鳳山一帶。經過一個多月的準備，先後有30多人抵達山區，步馬槍共計25支。
1931年4月下旬，游擊隊在孝義縣婁底村(現名西泉村)，舉行了莊嚴的成立大會。大會由拓克寬主持。他莊嚴地宣布了「中國工農紅軍西北游擊大隊晉西遊擊隊第一大隊」(簡稱晉西遊擊隊)正式成立，公布了經省委批准的領導人員名單：大隊長拓克寬，副大隊長閻紅彥、吳岱峰，政委黃子文。大隊下轄兩個中隊：第一中隊長閻紅彥兼任，第二中隊長白錫林。接著，楊重遠在會上宣讀誓詞，游擊隊員高擎右臂宣誓：
「呂梁山上紅旗飄，紅軍誕生在今朝，馬恩列斯為導師，共產主義是目標，隊前宣誓決心表，革命到底不動搖。」
最後，閻紅彥講話，他介紹了中央蘇區和鄂豫皖蘇區的擴大以及紅軍反圍剿所取得的勝利；講解了成立工農武裝的重要意義及紅軍的性質和任務；他還特別講解了朱、毛紅軍在井岡山制定的游擊戰十六字訣。他講話簡明扼要，通俗生動，使大家開擴了眼界，受到了鼓舞。
創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
游擊隊成立後，以井岡山朱毛紅軍為榜樣，加強黨的建設，發揮黨的領導作用。大隊成立了支部，由楊重遠任書記(一說為閻紅彥)，閻紅彥任組織委員，黃子文任宣傳委員，拓克寬任軍事委員，白錫林為候補委員。
根據支部決議精神，閻紅彥在部隊中大力開展思想教育工作。在行軍中，在宿營地，在戰鬥的間隙，他經常向戰士宣傳游擊隊的性質，講解游擊隊的任務。
5月，游擊隊轉移到孝義縣大麥郊附近的西宋莊（現劃歸交口縣）。
在這裡，游擊隊在拓克寬、閻紅彥、楊重遠等率領下，分成若干小組，發動群眾，宣傳群眾，組織群眾。閻紅彥帶領一個小組，白天深入田間，幫助貧苦農民送肥、鋤草、翻地，幫助沒有勞動力的人家砍柴、挑水。夜晚走訪農戶，閻紅彥坐在窯洞的土炕上，象拉家常一樣，向農民宣傳游擊隊的性質，宣傳黨的政策，啟發農民的覺悟，發動他們抗糧、抗稅、抗款，幫助組織農民協會，動員貧苦農民團結起來，鬥爭土豪劣紳。
1931年9月，游擊隊被迫渡過黃河後，在安定、清澗、延長、靖邊一帶展開游擊戰爭。
10月初，在閻紅彥的指揮下，游擊隊與「土客」師儲傑、楊琪等步騎300餘人，翻越關道峁山，在一個拂曉十分，突襲敵駐玉家灣的一個加強騎兵排，繳獲其全部武器彈藥和馬匹。接著，游擊隊使敵退守米糧山，緊關寨門，死守待援。游擊隊撤出戰鬥，轉移至延川永坪鎮休整。
10月下旬，駐延安之敵高雙成旅，集中步騎兵600餘人，在清平川岔口將游擊隊層層包圍。閻紅彥率部與敵苦戰一天，當晚又出敵不意，勝利突圍到安定縣涼水灣。這時，縣委轉來特委指示，要游擊隊迅速避開敵人主力，轉移隴東。於是，部隊星夜向西疾進。途中與敵張廷芝部遭遇，先後在保安縣野雞岔和紅柳溝與敵展開激戰。
戰鬥中閻紅彥被摔下深溝受傷。他忍痛攀山越嶺，追趕部隊，途經蘆子溝，在劉志丹家住宿一夜，次日，由張明科帶路，順利返回遊擊隊。
11月下旬，部隊到達喬山中段陝甘交界的南梁地區時，打聽到了劉志丹的消息，立即派馬雲澤前去迎接。在閻家砭駐地，閻紅彥、楊重遠等與劉志丹親切相會，大家都十分高興，閻紅彥還把自己一枝心愛的駁殼槍送給了劉志丹。
找到了劉志丹，對部隊是一個極大的鼓舞。接著游擊隊派馬雲澤去平涼與負責兵運工作的謝子長取得聯繫。不久，謝子長偕同省委交通高碩卿(即高崗)來到部隊。根據省委指示，他們首先傳達了成立陝甘紅軍的決定。接著成立了新的隊委會(即游擊隊的黨委會)，謝子長為書記，劉志丹、閻紅彥、楊重遠等為委員。隨即召開了隊委擴大會，總結晉西遊擊隊的工作，研究今後的行動方針，決定以南梁地區為中心，擴大紅軍武裝力量，開展游擊戰爭。
會後，游擊隊進駐新堡，進行整訓。爾後，隊委會抽調了十餘人槍，新組建了一個支隊，由閻紅彥任隊長，到喬山北段陝甘交界的曲子、環縣、定邊一帶開展游擊活動。閻紅彥在這一帶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牛羊，抗捐、抗款、抗糧，擴大武裝。很短時間，部隊發展到步騎100餘人。
1932年1月初，省委根據「九一八」事變後中日民族矛盾急劇上升，西北地區人民抗日運動日益高漲的形勢，決定將部隊改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謝子長任總指揮，劉志丹任副總指揮，閻紅彥任第一大隊長。
這期間，閻紅彥奉命到西安，除向省委匯報部隊有關情況外，還同在楊虎城部擔任警衛團團長的地下黨員張漢民和副團長閻揆要、軍械處處長史唯然等老相識取得了聯繫，為游擊隊籌措了一批槍枝彈藥。特別使大家感到興奮和鼓舞的是，他帶回了紅4軍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即《古田會議決議》。它對部隊的整頓和改造，對克服各種錯誤傾向，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1932年2月12日，根據省委的指示，部隊經過整頓，在甘肅正寧縣三甲原正式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謝子長任總指揮，省委軍委書記李傑夫(後叛變)兼任政委，楊重遠任參謀長，閻紅彥任第一大隊大隊長，吳岱峰任第二大隊大隊長，白錫林任警衛隊長。「從此，陝甘邊地區第一次打出了工農紅軍的旗幟」。
在莫斯科時刻眷戀陝北的小米和窯洞
1932年12月上旬省委根據中央北方會議的決定，指示陝甘游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26軍，並命令游擊隊開往宜君轉角鎮進行整編。這時，杜衡以中央特派員身分來到部隊，並於12月22日在宜君楊家店召開黨團員大會，宣揚「山溝里沒有馬克思主義」；誣衊謝子長、劉志丹、閻紅彥等犯了所謂「右傾機會主義」、「逃跑主義」、「土匪路線」、「梢山主義」的錯誤；對他們進行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撤銷了他們的領導職務，並擅自決定給謝子長、閻紅彥以留黨察看的處分（後經中共上海中央局查明事實真相，撤消了這個錯誤決定），強令謝子長、閻紅彥離開部隊隊，送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訓」。
1934年7月，上海中央局決定派閻紅彥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並向共產國際匯報華北和西北的鬥爭情況。
閻紅彥受命從上海出發，渡渤海灣，越遼寧、吉林、黑龍江，跋山涉水，風餐露宿。他時而化裝成學生，時而化裝為商人，穿過數千里敵占區，闖過幾十道封鎖線，經過無數曲折和艱難險阻，終于越過邊境線，到達蘇聯境內，10月抵莫斯科。
閻紅彥到蘇聯，首先向共產國際作了匯報，然後進入蘇聯紅軍陸軍大學附設的共產國際軍事研究班，學習軍事科學。他十分珍惜這樣一個學習機會，因之，學習刻苦認真。蘇聯教官由於知道他是陝甘紅軍游擊隊的總指揮，對他的要求也特別嚴。
閻紅彥不習慣根據蘇聯步兵操典進行的正規化訓練，多次向教官反映：「學了這些，我回去用不上，我們是打游擊!」
蘇聯教官說：「現在用不著，以後你們就需要了！」
閻紅彥說：「到那個時候，我們邊打邊學吧!」
不久，他又轉入莫斯科國際列寧學院。長期的戰爭生活，飢一餐、飽一頓，使閻紅彥患上了嚴重的胃病。到蘇聯後，由於水土不服，習慣迥異，胃病頻繁發作，在共產國際的關懷下，又送他到療養院治療了一段時間。
學習期間，閻紅彥享受紅軍高級將領待遇，但是，他不迷戀這些物質享受，他說：「黃油、麵包、西服、皮鞋、跳舞、療養這些，我不欣賞。」他還經常對中國學生說：「咱們中國革命還沒成功呵！」他時時刻刻惦念著國內的鬥爭，他眷戀陝北的小米和窯洞，他思念受苦受難的鄉親。他渴望早日返回故土，投入火熱的戰鬥生活。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之後，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就失去了聯繫。1935年4月，共產國際為了儘快地恢復和我黨的電訊聯繫，以便及時地了解和指導中國革命。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特派閻紅彥和劉長勝攜帶秘電碼返回祖國，完成這一特殊的使命。閻紅彥由於提前回國，所以，沒有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
密電碼由英文字母編排，閻紅彥不懂英語，為了工作的需要，他夜以繼日，廢寢忘食，花費了極大的氣力，背熟了組編的密電碼。
4月下旬，閻紅彥和劉長勝，從蘇聯動身起程，穿過國境線，進入我新疆後，他們喬裝富商巨賈，騎著駱駝，載著蘇聯的毛毯和燈芯絨，經伊犁、迪化(今烏魯木齊)、蘭州、寧夏，最後經綏遠繞道至北平。
這時，中央紅軍長征已經到達陝北，並已取得直羅鎮戰鬥的勝利。得知這一消息，閻紅彥高興極了，他即趕赴陝北找黨中央。
1935年12月，閻紅彥在瓦窯堡會見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報告了帶回來的密電碼。為黨中央和共產國際重新取得電訊聯繫作出了貢獻。
1936年1月1日，毛澤東在給朱德的電報中，特別通報說：「我處不但對北方局、上海局已發生聯繫，對國際亦有發生聯繫，這是大勝利。」並說明「國際繼派林育英回來之後，又有閻紅彥同志續來。」
閻紅彥從蘇聯回國到達陝北，走了8個月，行程萬餘里，光榮地完成了黨交給的特殊任務。這時，黨中央正在準備東征，閻紅彥回國後，由於任務急迫，他連一天也沒有休息，就立即奔赴新的戰鬥崗位。
1937年之後
抗日戰爭時期，閻紅彥任八路軍留守兵團警備第3團團長、警備第1旅政治委員，參加保衛陝甘寧邊區的鬥爭。1942年入中共中央馬列學院、中央黨校學習。
抗日戰爭勝利後，任晉冀魯豫野戰軍、中原野戰軍第3縱隊副司令員、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參加了邯鄲、出擊隴海路、定陶等戰役。1947年在豫北攻勢中，指揮所部攻克湯陰城，全殲國民黨軍暫編第3縱隊，俘該縱隊司令孫殿英，繼隨部進軍大別山，後參加淮海戰役。
1949年，閻紅彥任第二野戰軍3兵團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參加渡江和進軍西南等戰役。
1952年起，閻紅彥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四川省委副書記、書記，四川軍區副政治委員，四川省副省長兼中共重慶市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昆明軍區第一政治委員。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和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是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第一至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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