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從小就是「孩子王」，帶領小夥伴們鬥地主、打土豪。連放牛娃都知道他是地主惡霸的死對頭，窮苦農民的好帶頭人。18歲的他率領本鄉農民參加黃麻起義。夜半，江竹青率幾名游擊隊員進了他家，強行將他「綁走」，聲言家人必須交出五百塊銀元，才能贖回。19歲那年他率游擊隊編入中國工農紅軍。當馬夫把一匹棗紅馬牽到他跟前時，他卻犯了愁……他24歲任紅30軍政治委員，幾十年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立志圖強
1909年6月23日，李先念出生在大別山區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高橋區九龍沖李家大屋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乳名全伢，號克念。在異父同母的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八，是個「老么」。這個貧困山區、貧困家庭的新生嬰兒，註定要在苦水裡泡大。
8歲起，李先念便開始跟父兄下田勞動，放牛拾柴，也幹些家務雜活。勞動之餘，他還同小夥伴們一道玩耍。村裡的穀場，宅邊的池塘，附近的山林，都是他們自由自在、嬉戲出沒的場所：摔跤、打鬧、摸魚、捉迷藏、摘野果、掏鳥蛋、捅馬蜂窩……。
由於李先念聰明頑皮，力氣大，有主意，好打抱不平，很自然地成了「孩子王」。小夥伴們都願意跟他在一起，聽他指揮。
1919年春，父親和伯父省吃儉用，把10歲的李先念送進了李家大屋的私塾讀書。
李先念知道家境非常貧寒，自己能讀上書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又是李家祖祖輩輩破天荒能進學堂讀書識字的人，所以學習上特別勤奮。他的記憶力極強，認字、背書又多又快，在全班數一數二，常受到塾師韓福琦的誇獎。
一年後，李先念又轉到馮家灣韓氏祠堂私塾讀了一年。伴隨著年齡的增長，他越來越懂得讀書的重要和來之不易。私塾讀完後，他一心希望能升學堂深造，但學堂的費用比私塾要高得多，家裡拿不出，他不得不綴學了。這時，李先念尚不明白家庭貧困的原因，但卻深深體味到了它的苦果。貧富懸殊的現實，激發年少的李先念立志圖強，另謀生路，以改變自己和家庭的不幸命運。
1923年，李先念到一位表親袁學福那裡學木匠手藝。正式學藝要三年才能滿師。由於師傅袁學福教得認真，加上李先念學得刻苦，不到兩年的時間，他就比較熟練地掌握了選擇材料、繪製圖案、計量尺度和斧、鋸、鑿、刨等基本技能，能幫師傅去做鄉活，製作犁耙、水車、風米斗、桌椅、板凳和木箱、木櫃等。
師傅袁學福見徒弟李先念聰明好學，肯吃苦耐勞，做活精細，一絲不苟，已能獨立製作一些簡易的木器，故尚未滿師，就放手讓他走鄉串戶，單獨幹活。不久，師傅袁學福又把15歲的李先念送到了漢口球場街的陳福記壽器店學徒。
在武漢期間，李先念的視野逐漸開闊，對人與人的關係及一些社會問題，成了他經常思考的焦點。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混亂局面，貧富懸殊、階級壓迫的殘酷現實，國共兩黨的革命主張和宣傳，在武漢這座大工業城市不斷引發工人罷工、學生遊行的風潮，也深深觸動著李先念的心田。他和許多被壓迫的底層人民一樣，渴望翻身，渴望光明，渴望打倒軍閥，掃除列強，改變這個黑暗不平的世界。
投身農民運動
1926年10月，國民革命軍攻進武昌城。李先念懷著興奮、激動的心情，獨自從漢口坐小木船渡江抵武昌，—睹北伐軍的革命風采。當他擠在人群中，看到戎裝整齊、臂戴袖章的革命軍人，個個英姿勃發，神采飛揚，受到群眾熱烈擁戴的場景後，不禁熱血沸騰，振臂歡呼，久久不肯離去。
在一個漫漫長夜的苦思冥想中，李先念看到了工農解放的曙光，找到了改變命運的答案。於是，他毅然捲起鋪蓋，返回家鄉，聯絡農友，投身到農民運動的洪流中去。此時，家鄉縣、區的農民協會業已建立。
為了緊緊掌握農民運動的領導權，引導運動健康發展，中共黃安縣黨團特別支部依照上級黨組織的指示，在繼續發展革命知識分子和國民黨左派分子入黨入團的同時，著重在農村發展黨團組織，並指定了各區的負責人。從武漢回鄉鬧革命的王鑑、江竹青等人，負責高橋區，相繼發展了夏國儀、熊邦山、田開壽等一批人入黨，成為組織和掌握農會的核心力量。李先念的二哥陳有元、遠房侄兒李澤信和同村好友韓爽先等，都是農民運動的積極分子，熱情歡迎他從武漢歸來。他們一起商量，分頭串連附近幾個村的農友，成立了九龍鄉農民協會。凡是貧苦農民自願參加鬥爭，遵守會章，經人介紹，繳納兩個銅板的手續費，即可入會。當年冬季，李先念當選為鄉農會執行委員，並經王積寬、王積全介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7年2月，高橋區農民代表大會在王才灣祠堂舉行，與會代表共120餘人，會期5天。李先念作為九龍沖的代表，參加了會議。省農運特派員、縣農協執行委員王鑑當選為大會主席，在會上作了政治報告。他強調一切權力歸農會，要把幾千年的封建統治連根拔掉。號召農友們團結起來，打倒土豪劣紳，取消苛捐雜稅，建立農民武裝，推進農村革命。會議選出高橋區農民協會領導人，由王鑑任委員長，王積寬、王積全為委員；田開壽為出席縣農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通過聽報告和參加討論，李先念進一步開闊了眼界，對農民協會的性質、任務、民主程序、工作方法，以及農民運動的方向和行動方針，有了明確的認識，頗有「勝讀十年書」之感，從而愈加堅定了革命意志和勝利信心。
地主惡霸的死對頭
如火如荼的農民運動，使世代受盡壓迫剝削的工農群眾揚眉吐氣，挺直了腰杆，但也引起土豪劣紳的極度仇視。他們或明或暗，或組織反動武裝，或製造流言蜚語，或派人打入農會，或拉攏收買農會骨幹，或殘殺農會成員，千方百計加緊進行反抗和破壞活動。
1927年春，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正式公布了由董必武主持制定的《湖北省懲治土豪劣紳暫行條例》和《湖北省審判土豪劣紳委員會暫行條例》，規定凡觸犯革命條例的土豪劣紳，應按其罪行的輕重程度，分別處以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款等。黃安縣立即成立審判委員會和臨時革命法庭，推動全縣掀起一個依法懲治反動土豪劣紳的高潮。
短時間內，從縣到區公開拘捕和處決了四十餘名血債纍纍、殘害鄉民、破壞農民運動的豪紳、匪首、會首，群眾無不拍手稱快，進一步推動了運動的深入發展。
高橋區的大土豪吳隆文、吳子俊等被公審處決後，四鄉農民就像撥雲見日一樣，群情振奮，奔走相告，紛紛以扁擔、鐵耙、刀矛為武器，協助農會捕捉土豪劣紳、地痞流氓，清算沉積的冤讎。嚇得那些平時大搖大擺、作威作福的財東老爺和狗腿子們，東躲西藏。
大地主吳立久，更是心驚肉跳，惶惶不可終日。因為，現今的鄉農會執行委員李先念，當年在他店裡學徒，沒少挨打挨罵，吃苦受罪；李家又是他的佃戶，常年遭受其盤剝和欺凌。單是這筆帳算到頭上來，他就吃不了兜著走，更何況還有其他佃戶和長工的舊恨新仇呢！
奸詐狡猾，老謀深算的吳立久，為了既保命又保財，籌劃再三，想出了一條擺脫困境的「妙計」。他偽裝積極擁護革命，支持農運，托人給鄉農協送信，委婉陳詞，邀請李先念和農友們光臨他家，擺酒設宴，以示慰問。企圖通過一番宴請和拉攏，讓李先念、陳有元等人捐棄前仇，放他一馬，進而聽從他的擺布。
李先念頭看完吳立久的信後，把桌子一拍，斬釘截鐵地說：「不要相信吳立久的鬼話，帳要算，酒要喝，人要捉！」
農友們聽了這話，齊聲擁護，手持鋤頭、扁擔，「呵伙！呵伙！」一擁而進吳家大院，罰酒三餐，捉人治罪。
李先念還帶領農會成員，積極搜尋和捕捉各村藏匿的土豪劣紳，送交革命法庭公審法辦；認真清查他們的不義之財，該沒收的沒收，該退還群眾的退還群眾，並逐一公布清查和處理的結果，帳目清清楚楚，深為群眾稱道。
從此，李先念的名聲不脛而走，傳遍四鄉，連放牛娃都知道他是地主惡霸的死對頭；窮苦農民的好帶頭人。
當年春季，高橋區的工會正式成立，李先念當選為工會主席。夏初，又當選為區農民協會執行委員。
參加黃麻起義
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共產黨人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第一槍。
1927年11月3日，黃麻特委在七里坪召開了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決定起義，並成立了黃麻起義行動指揮部，潘忠汝任總指揮，吳光浩任副總指揮。
會後，黃安縣委的王志仁、戴克敏等先後深入七里、紫雲、城區、高橋等地，召開活動分子會議，傳達起義的決定，同時調整了部分區委。高橋區由熊邦山任區委書記，李先念被指定任區工人糾察隊大隊長。他們積極串連，以原區、鄉農民自衛隊員為骨幹，在各村建立義勇隊，參加了武裝起義。
黃麻起義勝利後，高橋區委的領導人和李先念等，迅即率領隊伍返回本區，發動群眾，開展慶祝和示威活動，給當地的反動勢力以強有力的震懾。接著，組織力量向土豪劣紳與青洪幫、哥老會、紅槍會等發動反擊，重新打垮了他們的統治。
11月25日，李先念又親率一部分農民武裝，一鼓作氣，剷除了桂花樓、大塘灣的土豪劣紳，打開他們的糧倉，把糧食全部分給群眾。由潘忠汝率領的鄂東軍第一路，南下開闢工作，先後給高橋、桃花、八里、尹家河等地的反動地主武裝以沉重的打擊。
黨的「土地革命」的口號深入人心，得到了渴望分得土地的廣大農民的積極擁護，因而推動全縣又迎來了新的鬥爭高潮。在此同時，光山紅槍會懾於黃麻革命力量的強大，亦派人前來講和，雙方的武裝衝突暫時緩解。這一切，給武漢等地的國民黨反動派以極大的震動。他們當即策劃軍事進攻，企圖迅速撲滅黃麻地區燃起的革命烈火。
從11月27日至12月5日，敵第30軍獨立旅和第12軍教導師，先後分別向黃安進擊。工農革命軍鄂東軍和守城群眾，浴血苦戰，英勇打退敵軍的多次進攻，終因眾寡懸殊，於6日被敵攻入縣城。工農革命軍遭受慘重損失，只有部分人員突出重圍。8日，敵軍復進據麻城。至此，黃麻起義嚴重受挫。
敵人占領黃麻地區後，鼠蛇出洞，群魔肆虐，以百倍的瘋狂進行階級報復，大肆屠殺共產黨員，血洗革命群眾。國民黨軍與反動地主武裝相配合，反覆進行「清鄉剿共」。
在白色恐怖下宣誓入黨
面對這場血腥的浩劫，李先念和他的戰友們不灰心，不動搖，咬牙切齒，把仇恨埋在心底，發誓要為死難的烈士報仇！
黃安失守時，縣委書記王志仁和工農鄂東軍總指揮潘忠汝、副總指揮劉光烈均壯烈犧牲。突圍而出的部分領導人吳光浩、戴克敏等會同在七里坪的曹學楷、戴季英等，於12月下旬在紫雲區木城寨舉行會議，決定「要打出這個圈圈，把敵人牽走」，將現有武裝和幹部，一部分留在當地堅持鬥爭，一部分轉移到黃陂木蘭山一帶游擊，伺機打回黃安。他們在閔家祠堂集合了72人，攜帶長短槍50餘支，乘夜向木蘭山進發。
路過高橋區時，縣委負責人找到了李先念，要他向其他領導人轉達縣委的決定，繼續在高橋區南部堅持鬥爭，並問他有沒有信心。
李先念懷著對敵人的強烈仇恨，堅定地回答：「請縣委放心，有我們在，高橋區的鬥爭決不會停頓，我們要以牙還牙，討還血債！」嗣後，他與詹獻庭、熊邦山、王寶珊、韓爽先、陳有元、李澤信等人，在本區本鄉分散隱蔽與敵周旋，聚積力量，準備迎接新的鬥爭高潮。
1927年12月17日，年滿18歲的李先念經韓爽先、李澤信介紹，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
這天，在一所破舊的茅草屋裡，李先念面對黨旗莊嚴宣誓：「我自願加入中國共產黨，實行革命，努力工作，服從組織，遵守紀律，嚴守秘密，犧牲個人，死不叛黨。」
木蘭山位於黃陂縣北部，距該縣塔耳鄉葉家田村約二十多里路，與高橋區毗連。為了鞏固這一帶的群眾基礎，支援木蘭山的游擊武裝，經區委同意，派李先念回葉家田村袁學福家，以木匠身份作掩護，從事革命活動。
他被幾名游擊隊員強行綁走
1928年2月，乍暖還寒。高橋區九龍沖鄉游擊隊成立和木蘭山革命武裝打回家鄉的消息，像春風送暖般地吹進千家萬戶，溫暖著白色恐怖下廣大群眾的心田。
擔任鄉游擊隊長的李先念，為了打擊地主惡霸的囂張氣焰，壯大游擊隊的聲勢，便把陡山彭家村的聯莊會首陳芝斌殺了。
一時間李先念、詹獻庭名聲大震，成為敵人在這帶搜捕的主要目標。為了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李先念率游擊隊以紅馬寨為活動中心，採取白天隱蔽，夜間出擊，敵來我藏，敵退我出的辦法，依靠群眾，與敵周旋，不斷捕殺極端反動分子，為群眾除害。有時，他們還深入到二程區桐柏集一帶活動。3月，九龍沖鄉黨支部重建，李先念兼任支部書記。
為加強對革命游擊武裝的打擊，控制黃麻起義區的局面，國民黨軍加派1個團分駐兩縣。4月間，黃安駐軍會同「清鄉團」、「自衛團」等，進占七里坪、檀樹崗、箭廠河、六里灣、高橋河諸鎮，分兵反覆「搜剿」革命武裝。
李先念和游擊隊處境艱難，不時遇險。有天，他率隊員轉移途中，突然與敵遭遇。他掩護李澤信等隊員脫險後，隻身逃進孟嘗山南王家村，該村農會會員將他藏在房裡夾牆內，才倖免於難。
李先念的家裡，更是敵人搜索的重點。
為了不牽連家人，江竹青和李先念商量出—個「綁架」的辦法，掩人耳目。
有一天，李先念回家去住。夜半，江竹青率幾名游擊隊員進了他家，強行將李先念綁走，聲言家人必須交出五百塊銀元，才能贖回。
這事很快便在全村傳開了，說全伢子是被逼干游擊隊的，家裡因為沒有錢，所以沒法贖他回來。有全村的人作證，敵人信以為真，此後才極少找李家的麻煩。
7月間，李先念率游擊隊配合詹才芳、江竹青率領的隊伍，奔襲下鄉「清剿」的敵軍。因反動分子告密，遭敵包圍。李先念等沉著應戰，組織隊伍奮勇突圍。脫離敵人包圍圈後，利用暗夜，分散隱蔽，躲避敵人的搜捕。
團政委不會騎馬
九一八事變後，鄂豫皖中央分局發出號召，要求根據地人民堅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準備粉碎國民黨軍的新「圍剿」，努力擴大紅軍，支援紅軍作戰。
整個根據地，掀起一個參軍擁軍的熱潮。
李先念在鬥爭實踐中早已認識到槍桿子的極端重要性：沒有槍桿子，沒有主力紅軍，便沒有根據地的創建和鞏固，更不會有革命的最後勝利。
斟酌再三，徵得縣委書記郭述申的同意，他決定帶頭率本縣的一批青年參加紅軍，保衛革命果實。
李先念率眾參軍後，被編入紅4軍第11師33團，任政治委員，團長吳雲山。因參軍後，尚未發軍裝，他平時仍穿一身長袍大褂，戰士們叫他「大褂子政委」。
初入紅軍部隊，李先念面臨著一個重要難關，就是軍事關。紅四方面軍的政工幹部，特別是政治委員，如果不懂軍事，不會打仗，就難免被群眾譏諷為「專賣狗皮膏藥」，是建立不起真正的威信來的。
李先念過去只當過副班長，打過游擊戰，缺乏指揮1個團隊的經驗，更沒有硬碰硬地打過大仗、惡仗。「大褂子政委」會不會打仗?全團的指戰員正拭目以待。
1932年1月初，部隊奉命離開白雀園，向七里坪進發。
一大早，紅33團在街西的一片稻田地里集合，共兩千多人，一律著淺灰色軍裝，頭戴紅五星八角帽，煞是整齊威武。
李先念心想：這麼多人，怎麼個走法?擠在一塊行軍，豈不要把老百姓的莊稼踩壞?!他就問站在身旁的值星營長孫玉清。
孫玉清笑了笑說：「別擔心，有辦法。」接著，就高聲宣布：按1、2、3營和團直屬隊的順序，一路縱隊行軍。
李先念這才明白，大隊人馬是這樣行進的。
團長吳雲山命令部隊「立即出發」，就騎上馬隨先頭部隊走了。
當李先念的馬夫把一匹棗紅馬牽到他跟前時，他卻犯了愁。原因是長到這麼大還從來沒有騎過馬，當著這麼多部隊，又不好意思說不會騎。他只得硬著頭皮上馬。一踩腳蹬子，馬一動，騎不上去；再踩腳蹬子，馬再一動，還是騎不上去。
連續幾次上馬，都失敗了。戰士們在旁邊暗暗發笑，悄悄說風涼話。
李先念深深感受到，當一個團級指揮員，必須一切從頭學起。騎馬、射擊、行軍、宿營、布陣、戰術動作、指揮要領，一道難題，要靠自己勤學苦練，加倍努力，才能做出合格的答卷。從那時起，李先念每天凌晨的學習時間裡，加進了軍事內容。
黃安戰役是李先念首次參與指揮一個團作戰，戰鬥準備和戰役過程中，他不是和吳雲山就是和2營營長孫玉清在一起，問這問那，虛心求教，注重觀察和學習判斷敵情、行軍布陣、通訊聯絡、選擇地形、構築陣地、配置火力、攻擊防禦、戰鬥動員、戰地鼓動、後勤供應等組織指揮的本領。
兩仗打下來，李先念對布陣防禦、誘敵深入、伺機反擊、兩翼包抄、分割殲敵、猛打猛追等戰術，已初步入門。
戰爭是最大的學校，戰場是最好的課堂。李先念憑著他的智慧和勇氣，經過短時間的戰場實踐，就取得了軍事上的飛躍進展。
輝煌的人生
1932年12月，李先念被任命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參加創建川陝蘇區的鬥爭。隨後，他參加了反「三路圍攻」和反「六路圍攻」作戰。1935年3月指揮所部參加強渡嘉陵江戰役後，隨方面軍主力長征。
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會師後，中央軍委命令紅四方面軍一部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他指揮紅30軍在靖遠縣虎豹口(今河抱口)突破黃河天險，繼在兄弟部隊協同下占領戰略要地一條山、五佛寺。11月11日中央軍委決定，渡河部隊組成西路軍，他被任命為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委員，指揮紅30軍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同國民黨軍浴血奮戰。
抗日戰爭爆發後，李先念先後在抗日軍政大學、中共中央馬列學院學習。1938年調任中共豫鄂邊省委軍事委員會副主任、軍事部部長。1939年1月任新四軍豫鄂邊獨立游擊大隊(後為挺進支隊)司令員，獨立自主地開展敵後游擊戰爭，創建豫鄂邊抗日根據地。1940年1月所部編為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任司令員。1941年2月任新四軍第5師師長兼政治委員，指揮部隊多次挫敗日偽軍的「掃蕩」、「蠶食」和國民黨頑固派軍隊的進攻，鞏固和擴大了鄂豫邊抗日根據地。後相繼派兵到河南、淮北、湘北、鄂南地區發展，開闢新的抗日根據地，1944年10月任鄂豫皖湘贛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後，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軍區成立時，任中共中原局副書記、中原軍區司令員，統帥和指揮作為全國七大作戰區域之一的中原解放區6萬部隊，展開了艱苦的鬥爭。1946年1月，先後在漢口、宣化店，協助周恩來等與國民黨代表就中原停戰問題進行談判。1947年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副書記，晉冀魯豫野戰軍副司令員。8月率野戰軍第12縱隊進入大別山，與劉鄧大軍會師，參加重建大別山根據地的鬥爭。
1948年5月，李先念任重新組建的中原軍區第二副司令員。1949年5月起，主持湖北省黨、政、軍全面工作。在此期間，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副書記、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1954年調到中央工作，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鬥爭，並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先後協助周恩來和鄧小平主持經濟工作。1976年10月，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起了重要作用。後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務委員。他是第一、第二、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中共第八至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中共第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副主席，中共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1983年4月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88年4月當選為第七屆全國政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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