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鹽法大敗壞

  只見李元平說了句話,即「以鹽代兵,紊亂鹽法,困弊朝廷」。

  夏六月,大明宮紫宸殿西耳室,白喇喇的雷電轟鳴里,豪雨萬千條直線傾瀉而下,雨水匯聚起來,順著翹起的檐角而下,白玉勾欄處伸出的螭首微微昂起,水不斷從它口中排出,灌入到翻騰的龍首渠中。

  高岳臉色不安地站在耳室的礎柱邊側,感受著外面的風雨咆哮。

  就在下雨前,陽光還非常明朗時,義陽的幾位奴僕在宮門前找到他,告訴自己,義陽(實則靈虛)剛剛誕下個男孩,得名「王承岳」。

  靈虛永遠是個說到做到的人。

  高岳也只能接受自家兒子姓了王這個事實。

  而耳室的中央,皇帝則雷霆震怒,他前面的長案上擺著些貨物。

  這些都是揚子巡院的鹽鐵兼江淮轉運使張滂,以「鹽利」的名目,剛剛送到京師來的。

  三司當中的鹽鐵司,最重要的任務便是將東南的鹽利轉輸到朝廷里來。

  代宗皇帝的大曆年間,鹽利就是居天下賦稅的一半,朝廷極度倚重。

  可今年,皇帝看到所謂的「鹽利」,卻徹底發飆了。

  只見他怒氣沖沖捻起個玳瑁,「這就是張滂送來的所謂折納過的輕貨,簿子上居然標價,一個要四貫錢!」

  隨後皇帝又拿起個小小的漆器,好像是個碗,對在場的高岳、陸贄、賈耽和董晉咆哮,「這個漆器,一個算一貫錢。」

  最讓皇帝暴走的是,長案上堆著卷粗劣的土絹,這樣的貨色居然一匹算得兩貫兩百錢——皇帝爆發神力,在極度憤怒下竟然把土絹布給撕得粉碎。

  清脆的響聲,頓時迴蕩在殿內。

  大家都曉得皇帝是真的真的,非常生氣。

  董晉直接不敢作聲,倒是陸贄上前說:「此乃張滂以虛數欺罔君上。」

  聽到這話,皇帝也無奈地點點頭,接著坐在繩床上,有氣無力地對各位說,比部和御史台核查出來實際的鹽利了,今年才一百九十萬貫,比往年足足少了八十萬貫。

  聽到這個數目,各位執政大臣莫不吃驚。

  這縮水得也太厲害了!

  高岳這時開口說話:「昔日晏相在東南施行的鹽法,而今被關東各方鎮給徹底敗壞了。此事真的不關鹽鐵轉運使張滂的責任,他想必也是無計可施的。」

  言畢,高岳將地板上撕碎的土絹拾起,對在場的人說,這種布紋我識得,就是淮西鎮自己織出來的玩意兒。

  另外高岳還得出個判斷:此次鹽法大壞,鹽利銳減,背後還有魏博和淄青的黑手,及東南各位鹽商、官吏的搗鬼。

  皇帝將手抬起,示意高岳給各位大臣當面「抽絲剝繭」。

  於是高岳便說起來。

  這些事項,劉晏、蕭乂都詳細回復過他,故而他對大唐的鹽法問題認知還是很深刻的,自然不難識破李元平的花招。

  「現在我唐在東南的鹽法出現了怪現象,那便是榷鹽價為三百五十文,市面價卻只為二百文,可鹽商還在其中牟取極大暴利,諸公可能感到奇怪,為什麼鹽商買鹽的價錢遠遠高於賣鹽的價錢,還能有這麼大的利潤?」

  沒錯,高岳而後指出,這便是「虛估法」變質後的惡果。

  鹽利這東西是怎麼來的?說穿了,就是國家強制地將這種自然資源搞成專賣制,老百姓要吃鹽,就不得不掏錢給國家,如此構成了古代最重要的間接稅。

  流程大約是這樣的,國家設立院、監、場、亭等機構,把鹽的生產、販售、運輸、儲藏的環節都包攬下來。鹽這種東西,和田地出產的糧食不同,種糧食的成本其實是很高的,人力、畜力、水力、種子、肥料等等,鹽要什麼呢?海里湖裡應有盡有,最多費個熬製成本,七算八算,唐朝一斗鹽的成本(也就是所謂的鹽本)是七文錢,再加上運輸的腳力錢,平均下來也就十文的本錢,唐朝每年海鹽產量,光是東南一地,就有六百多萬石之巨。

  物以稀為貴嗎?不存在的,鹽利是完全脫離市場規律存在的,就好像現在的房價一樣(這條刪除)。

  可當鹽從亭到了場榷賣時,一斗鹽的榷價,就變成了一百一十文錢,一下飛騰了足足十一倍。

  鹽商們就按照榷場價,從國家手裡以每斗一百一十文的價格把鹽給買下來,你必須從榷場買,不然就是「私鹽販子」,抓住要砍頭的。

  然後鹽商就把鹽轉到市場賣給老百姓,每斗兩百錢,鹽商在中間賺了九十文錢,政府則是一百文錢,總之就是官商分吃老百姓的。

  大曆年間朝廷財政困難,什麼都貴,特別是西北的邊軍每年春冬季節都要衣賜,可原本的衣料主產地,河朔割據了,河南則被戰爭摧殘得七零八落,朝廷的布帛衣料繼續要依仗東南——當時主掌國計的劉晏就搞了個虛估法來,規定鹽商在買鹽時,一半用錢來支付,一半必須用布帛來支付,為了提高鹽商給布帛的積極性,劉晏便說,布帛價錢固定為一匹四貫錢,而後用布帛換鹽,每一貫錢再往上抬二百錢。

  中間的計算公式不難,但有點繁瑣,簡單地說,就是鹽商用布帛買鹽時,拿出一匹布來,就能賺取八百文錢。

  這樣鹽商除去榷買和市賣間,每斗鹽固定賺取九十文錢外,還可從虛估法里賺取一部分,鹽商肥起來了;

  朝廷呢,更是一本萬利賺翻了,劉晏時代,每年鹽利號稱有六百萬貫;

  對老百姓來說,雖然是絕對無疑的被盤剝階層,可每斗二百文的價錢,也不算太貴,還能保證自己的食鹽攝入量。

  不過應清楚地看到,劉晏這六百萬貫的鹽利並非純乎是錢,按照虛估法,一半即三百萬貫是錢或者輕貨,另一半三百萬貫則是布帛,按照大曆年間的物價,應是三百萬除四(一匹布四貫)即七十五萬匹。

  這七十五萬匹布帛,就拿來賜給西北的邊軍,和防秋的關東方鎮兵,有效地增強了唐朝在最危機時刻,對西蕃入侵的防禦力量。

  原本如此持續下去,劉晏的鹽法對朝廷、鹽商和百姓三者都是合意的,可謂最完美的均衡。

  那麼為什麼時至今日,軍國用度的支柱鹽利,居然淪為皇帝眼前這堆土絹、玳瑁、漆器這樣的貨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