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季的慶州城內，高岳並非離開，他會同刺史論惟明、神策決勝軍使高崇文，及御營都統監軍使譚知重，及定武軍監軍使西門粲等重要人物，開始討論戰後處置事宜。
此次征剿作戰，高岳斬党項叛黨一萬一千有餘，當然就首級而言，是無差別的，另外捕虜党項男女先後達七萬之多，除少部分分賜給立功的僚佐軍將為家奴，其他幾乎全然當作東山奴販賣出去，或配給回鳳翔和興元為奴。
整個慶州東山党項，幾同覆滅。
原本權德輿主動要求為高岳做碑文歌功頌德，但權現在還只是進士出身，尚未有授官，故而高岳讓進奏院和在京的判官韋平出面，替權德輿奏請為八品太常寺協律郎及鳳翔府推官，很快權德輿青衫加身，便心安理得地替高岳撰寫《御史大夫高岳平東山黨羌碑》，在裡面極力吹捧高岳等人的武勛，稱「大夫典掌虎旅以來，自南而進，凡戰十七，斬首一萬有奇，降叛羌七萬二千，破叛羌柵二十三、砦八、鎮四、縣城二」待到高岳入方渠後，「以皇帝命赦羌人，慶陽南北皆平，朝廷大饗賚功」且說：「至此一戰，皇唐光威復照大河之曲、朔方之山，東山黨羌不敢復逞兇殘，白於山南為之一空。」
權德輿撰寫完碑文後，高岳下令，將御營右軍也即是義寧、定武兩軍參戰隨征的幕僚、將官，及參戰的高崇文、吳獻甫、論惟明所部軍將的頭銜名字全都刻在其上，而後立在方渠城外的大道邊，過往人無不可見。
不久，皇帝的冊令傳到慶州。
冊令褒獎高岳「為時成材，抱厥沉斷，儒而有勇，虎步京北」，此次出征「掩鬼神而用奇，越峻岭以制勝」，朕決定正拜高岳為御史大夫，加實封七百戶，並前封共為一千四百戶，加爵為淇縣侯，勛官為柱國，賜高岳妻子為縣侯夫人，蔭高岳長子（高竟）為七品官階，其麾下各將，各有擢升遷資云云。
隨後皇帝便又讓攜帶冊書的中官帶話，授予高岳慶州方面的「安存處置」權力，論惟明、吳獻甫、高崇文等，必須聽從高岳的安排，有任何想法，「與都統監軍使譚知重協商，有不決處，即直接使驛卒發書，由京中進奏院呈於朕面前處分。」
在冊書附帶的別紙里，是皇帝親手寫的內容，內里噓寒問暖，詢問高岳在慶州征戰前線，吃的如何，睡得如何，瘦了沒有？大有朕不知道該如何疼你的感覺。
高岳在報捷的露布上也附上別紙，詳細講述方渠攻城戰的經過，把立功的將士奮戰情狀也詳詳細細描繪出來，並稱臣身體康健，馬上迫不及待就要再度入京，領受陛下新的機宜。
慶州方面的戰後規劃，高岳也在別紙當中提了一套方案。
他稱慶州襟帶鹽州、京畿門戶、渭北，以往虜騎入寇，多由此處馬嶺河犯邠寧之地，直叩宮闕，後又為東山黨羌盤踞，西蕃一攻鹽州，叛羌群起響應，實乃心腹之患。臣認為，慶州在漢時本為良家子輩出的北地郡，而今卻是黨羌聚嘯出沒之所，為此後的長治久安，非得變更政策不可。
由是高岳建議，在慶州芳池、華池和洛源三地，設立羌屯，以殺牛、白馬、樹黟三個親朝廷的蕃落耕殖，高岳特別提出，朝廷度支司可按照軍屯標準，給此三蕃落撥給蕎麥、小麥、蕓薹和棉花種籽，並將俘虜自叛羌蕃落的牛羊，分給他們部分，讓他們「立桑田之業」。因高岳認為，先前党項之所以桀驁不馴，除去環境因素外，最主要還是只會放牧牛馬，不懂耕田，而一旦有了耕田之業，心才會恆定下來，便易於治理。
另外高岳向皇帝請求，慶州刺史論惟明及以下四千官健，全都納入鹽州駐屯的神策決勝軍體系里，此後兩千人駐慶州城，一千人駐芳池，一千人駐木波堡，保障南北大道；然後朝廷發給長牒，徵集畿內的罪人、下等貧戶、游手無業者，共計六千人，集中去慶州其他各縣聚屯，當然這群人並非是僱傭的（楊炎之前想要僱傭百姓去北方的豐州搞民屯，但代價太大，故而只能作罷），而是由度支司將無主田地（原本多是党項的牧場，現在舊主人不是被殺，就是被沒為官奴）授予他們，並讓他們為決勝軍射士，准許家屬自隨，頭年和羌屯一樣讓朝廷度支司撥給耕牛、口糧、種子、農具——最早是國家出資，但不出三年，便可使其自給，如此慶州地界漢羌分居，都有田業，且耕且守，方是長治久安之計。
此外高岳還建議加強對慶州「生羌」的宣化，朝廷在慶州城設立學宮，可選「一二十通經學、懂文義」的學官，以「俸祿廩給優厚」的待遇，讓他們在慶州學宮授課，擇選羌人當中溫順的子弟，讓他們入學宮就學，成績優異者可授予官職，或許可參與進士、明經考試，培養「慕華派」，當然高岳也說，佛寺和道觀當然也可以在朝廷的支持下，於慶州地界內多多設立。最後高岳主張，陛下賜殺牛族族長「懷安將軍」頭銜，白馬族長「定遠將軍」頭銜，樹黟族長「感化將軍」頭銜，另外三族之男女，統統改為「漢名」，習漢字，學宮傳授漢書典籍。
改為什麼漢名，高岳都想好了，慶州古來所出的名人，有岐伯、傅介子、甘延壽等，索性殺牛族統一改為岐姓，白馬族統一改為傅姓，而樹黟族則改為甘姓。由此大行皇道漢化，可成百年之功。
高岳這一攬子方案，遞交到京師時，皇帝在紫宸殿內閱覽後，全部都沒有意見，為了防止偏聽，便召來翰林學士陸贄，陸贄自然也沒什麼意見。
但很快，太常博士李吉甫出面，對高岳建議當中的在慶州設立學宮，傳授漢文典籍，進行強硬的反對。
李吉甫稱，党項乃是蠻夷，不可信也；而經文乃是國家之典，不可輕與之也。《史記》、《春秋》多兵伐之謀，《月令》中多稼穡之術，《文選》則多有書制檄文的規範，這些如都讓蠻夷知道通曉，便會以華制華，如此何異於資敵？
皇帝一聽也有道理，便發書把李吉甫的論述告知了高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