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識字憂患始」「開卷惝令人愁」。
匯入政治的洪流，面對社會變革，孰能熟視無睹？
每個有正氣的人，為了天下蒼生總會踴躍一試，蘇軾也不例外。
一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
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中秋月》
夜幕降臨，雲開霧散，寒氣浸淫，銀河流瀉無聲，玉盤似的月亮轉動到了天幕中。這是何等難得的中秋美景啊！可是，此情此景、此生此夜卻不能長久，人生如白駒過隙，歡樂的時光亦如白駒過隙，稍縱即逝。明年的中秋，我又會出現在何地，與何人共同觀看這美麗的月色呢？
蘇軾平生描寫月色的作品，有一詩一詞一文，詩即上述《中秋月》，詞即《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文即《前赤壁賦》。
然而，在這幾首作品中，作者從未觸及過「人月團圓」的喜悅，而是充滿了離愁別緒與思念之情，即使這首《中秋月》記述的是蘇軾與胞弟蘇轍久別重逢，共賞中秋月的賞心樂事，但讀者感受到更多的是聚後不久又得分別的哀傷與感慨。明年的中秋夜，即使有這般美妙的月色，但自己還能兄弟團圓，二人攜手共看月色嗎？「此生此夜」與「明月明年」疊字唱答，「不長好」與「何處看」以一否定一疑問唱答，讀者瞬間感受到了悠悠不盡的情韻。
1068 年，當蘇軾守喪期滿，第三次經過蜀道前往京師時，歲月更換，已經是宋神宗趙頊即位的熙寧元年了。宋英宗皇帝雖然賞識蘇軾，但無奈命短，皇位沒坐多久，便撒手人寰了。在京城內，一場暴風雨式的改革即將到來。
此時，蘇軾對這一切尚未可知，他在鄉親們熱情洋溢的祝福聲中踏上了征程，他不會想到，此一去就是天涯海角，從此他再也沒有機會回到故鄉，註定要在天南海北的漂泊中度過自己的一生。
當時北宋的社會現狀，用一個詞來概括就是「積貧積弱」，亟待革除弊政。
宋神宗少年壯志，且極為欣賞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闡述的理財治國思想，二人多次商談後一拍即合，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革新運動就此拉開序幕。
這場改革的具體內容可分為理財和整頓軍務兩方面。前者有青苗法、免役法、均輸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等內容；後者有減兵並營、將兵法、保馬法、保甲法等內容。這兩項內容非常具有針對性，理財是為了「富國」，針對的是北宋「積貧」的現實；整頓軍務是為了「強兵」，針對的是北宋「積弱」的現狀。
此時，蘇氏兄弟已經回朝復職。蘇軾恢復殿中丞、直史館的職銜，差判官誥院（負責頒發官吏授官憑證的機構），而蘇轍則擔任制置三司條例司的屬官，但是面對朝政的巨變，蘇軾顯得有些困惑。
這種困惑來自他的父親蘇洵。早在變法還沒有開始的時候，蘇洵對於王安石這個頗具個性的「怪人」，似乎就不太喜歡，甚至寫了一篇《辨奸論》，以此來譏諷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辨奸論》節選
此文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字裡行間直指王安石。他說，現在有個人，口裡說著孔子、老子等聖賢們的話，親身實踐著伯夷、叔齊的行為，招納一些沽名釣譽之士和鬱郁不得志的人，共同製造輿論、自我標榜，認為自己是顏淵再世、孟軻復生，實際上卻居心叵測，甚至預言這種人會成為天下人的禍害。
蘇洵如此厭惡和詆毀王安石，或許有屬於他自己的理由，或許他與王安石之間有著不可調和的誤會，亦或許他被偏見蒙蔽了雙眼。蘇氏兄弟對父親的這些言論不置可否，但素知父親與王安石不和，當年蘇洵以文章名動京師，王安石卻沒有一言褒獎，而王安石的母親去世，朝中大臣紛紛前去弔唁，只有蘇洵置之不理。
然而，除此之外，對於王安石的一些言行，蘇軾卻看在眼裡，不滿在心中。
他雖然從不懷疑王安石的人品，但對於他的一些做法，蘇軾早就存在不同的意見，這種意見一旦擴大，便成了不同的政見而互相敵對。
二
變法的序幕一拉開，朝廷便自然地分為了兩派：一派以王安石為首，力爭變法革新；一派以司馬光為首，反對新政。改革派認為應該用暴風驟雨式的改革革除當時的社會弊端，使宋代社會快速富強起來；反對派則認為應該循序漸進，不宜操之過急。兩派之間勢如水火，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就在北宋熙寧二年（1069 年）五月，王安石準備改革科舉，取消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考試進士，同時興辦學校，逐步實現以學校代替科舉。針對這一具有現代精神的改革制度，宋神宗表示非常疑惑，他召來館閣學士，討論這一改革方案。
還朝不久後，蘇軾立即寫了《議學校貢舉狀》一文反對這種制度。他在文章中指出，歷代皇帝用詩賦考試，考取的士子中後來成為名臣的不可勝數，又何必一定要廢除呢？在他看來，建立學校以取代科舉，此舉勞民傷財，只能給老百姓帶來苦楚，而並無益處。
蘇軾的文章層層深入，論辯滔滔，使神宗皇帝讀後讚不絕口。他特意傳旨召見蘇軾，向他詢問當時的政令得失，同時對蘇軾說：「即使我有過失，你也一定要直言，千萬別隱瞞。」蘇軾受到神宗皇帝的鼓舞，當時便直言批評神宗「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宋神宗聽完後並不生氣，而是和顏悅色地對蘇軾說：「你的話，朕會好好地思考一番的。」
蘇軾退朝之後，興奮不已。如果說此時他對全面批評新法還有所顧慮的話，那麼發生在這年元宵節的一件事則徹底打消了他的顧慮，使他正式站到了反對新法的一面。
這年的元宵節，為了宮中慶祝，宋神宗下令減價收買浙燈四千盞，同時禁止市民們購買，以滿足宮中的需求。這一舉動立即引起了商人和市民的強烈不滿。
為此，蘇軾寫了《諫買浙燈狀》，他認為「賣燈之民，例非豪民，舉債出息，蓄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為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意思是賣燈的老百姓都是貧苦農民，一年辛辛苦苦地勞動，就為了讓自己的燈賣個好價錢，好滿足自己的衣食需求，可是皇帝還下令降價購買，這不是勞民傷財嗎？因此，他批評神宗「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並建議宮廷崇尚儉樸，與民生息。
宋神宗看完蘇軾寫的文章後，立刻採納了蘇軾的意見，蘇軾也受到了宋神宗的鼓舞，認為他是一個從諫如流的君王，從此便一發不可收拾，寫了《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皇帝書》及《擬進士對御試策》等文章，反對王安石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設立青苗法等不從實際出發、急功近利的做法，與此同時，蘇軾還一針見血地指出王安石用人不當等缺點。凡此種種，不一一列舉。
主張漸變的蘇軾曾經在《擬進士對御試策》中對宋神宗說，人臣和君主的憂患本來在於因循苟且而不敢改作。現在的神宗皇帝年富力強，正是君臣一心、共同作為的好時機，但皇帝卻相信王安石的冒進做法，「群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樸」，就像有人乘著輕車駿馬，冒險夜行，趕馬的人又從後面鞭打，這樣的做法實在太危險了。他希望神宗解下鞍，餵飽馬，等到天明，再慢慢地從大道開始行進。
他雄心勃勃寫給宋神宗的反對變法的文章，不但沒有讓神宗皇帝停下腳步進行反思，反而惹怒了以王安石為代表的革新派，導致「介甫之黨皆不悅」。
御史知雜事謝景溫就曾經誣奏蘇軾，說他在蘇洵去世、扶喪返回四川的時候，曾在舟中販過私鹽。為了獲得所謂的罪證，此人還派手下追捕當時的船工並對其進行拷問，但此事終是子虛烏有，不了了之。與此同時，蘇軾的朋友、同僚與敬佩的前輩，卻一個個因為反對新法而失意地離開了朝廷，他們的離開讓蘇軾產生了一種空前的寂寞之感。尤其是當蘇軾的弟弟蘇轍在制置三司條例司任職時，與王安石的助手呂惠卿政見不合，同時又上書批評新法，最終外放陳州學官時，這種苦悶與離愁之情達到了高潮，放眼望去，朝中已是革新派的天下，自己這個外人不知何時也會離開了。
在《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一詩中，蘇軾這樣寫道：吾君方急賢，日旰坐邇英。
黃金招樂毅，白璧賜虞卿。
子不少自貶，陳義空崢嶸。
古稱為郡樂，漸恐煩敲搒。
臨分敢不盡，醉語醒還驚。
詩中，蘇軾不僅批評神宗皇帝急功近利，而且預言隨著新法的推行，官吏們對老百姓的盤剝會越來越厲害。最後，蘇軾表示，這些都是他的心裡話，因為喝了幾杯酒，他才在臨別的時候將這些自己平時不敢說的話表達出來，但是一旦說出來後，這些話又讓酒醒後的他感到非常吃驚。這首詩句帶諷刺，直接表露了蘇軾對王安石變法的極度不滿，矛頭直指當時的統治核心——神宗皇帝。蘇軾自己後來也承認，這首詩「譏諷新法不便」，針對的是「青苗、助役既行，百姓輸納不前，為郡者不免用鞭笞催督」的現實。
此時此刻的蘇軾只是為了抒發內心中的苦悶和不滿，他沒有想到，這些苦悶中寫下的詩歌，在今後的人生中會給自己帶來多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