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利申書隨便寫寫也可以，但要想防止海浪般的侵權，就一定要寫的極認真方可，而且必須有律師輔導來寫。
所謂術業有專攻，搞科研的人也許擅長自己的科研領域，但要將自己的科研成果申請成專利，卻少不了專業的專利律師的輔助。
醫藥行業尤其如此，就以楊銳讀研時的經歷來說，那些邀請學校教授去指導的藥廠，多數目的都是給成型的化合物加一個沒用的側鏈，比如阿莫西林，中國少說有兩位數的廠家在生產側鏈不同，效果雷同的阿莫西林，還都不觸犯專利法。
若是要形容的話，這就相當於各個廠商給一顆相同的樹嫁接不同的紙條，然後嫁接後的樹種去賣一樣。
起效果的是樹幹，而不是嫁接後的樹幹，但專利律師無法證明此點，樹幹的專利也就沒什麼意義了。
當然，嫁接，或者說增加側鏈也不是說增加就能增加的。給一個化合物增加側鏈容易，要側鏈不發揮作用卻不容易。通常來說，增加了側鏈的化合物都會有有益或有害的結果，有害的居多。如果得到有益的結果，那自然最好，如果得到有害的結果，比如降低了效力，增加了副作用，那就要看有沒有超過標準。
要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就要撰寫極其專業的專利申請書，並且往往需要專利律師據理力爭，才能得到。
另外，全球200多個國家，就有200多種不同的醫藥法律。外國並不是一個國家，歐美也不是一個國家，甚至美國的法律都不是一種，要想在聯邦制的美國申請專利，不可避免的要在不同的州做不同的法律工作。
這些都要花錢，而且價格不菲。
律師們的收費，一向是怎麼貴怎麼來的。
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的中國企業為什麼不願意申請專利？因為根本不划算，律師們的機票錢，他們都付不起。
事實上，哪怕是世界上最大的醫藥公司，也不可能同時在全世界200多個國申請專利，他們也依舊是有側重點的。
比如中國，直到加入WTO以前，都是游離於專利圈子之外的，即使是大型醫藥公司，也不指望從中國拿到專利費用。
因為中國的法律複雜，大型醫藥公司找不到合適的代理人，找到了合適的代理人也難以打贏官司，打贏了官司也難以執行，在這種情況下，跨國醫藥公司也不會輕易啟動法律武器——這武器沒用，又貴，要它做什麼。
也許有人會說，這樣的狀態似乎很不錯，仿製藥能夠大幅度降低人們的醫療成本，省下給老外的專利費，能投入到更多的民生工作當中去。
然而，現實向來是獎勤罰懶的。且不說經濟和社會學的層面，就藥品本身而言，不付專利費的生活也堅持不了多久。
人體基因組計劃以後，世界各國的藥企都開始關注基因學了，用不了十年二十年，針對基因的藥物就會出現，與之帶來的副作用或許就是針對人體的基因不同，會有不同的解決方案。
實際上，二戰後的研究已經發現，一些藥物對不同種群的人會有不同的效果，不僅僅是藥效問題，還有副作用問題。
比如80年代就有的別嘌醇，它對黃種人的副作用機率極高，副作用種類極多，且有致死率，但對白種人和黑種人則不會有致死的副作用，發生過敏的機率也較低。因此，海外華人若是使用這種藥，都要做一次基因篩查，看有沒有致死基因，因為基因篩查要花數百元，國人自然都是不做的，醫院也懶得搞，致死不致死的，就憑運氣了，反正機率和中彩票差不多，運氣好的話還能急救過來……
現代藥物經常需要十年二十年才能投放市場，如果中國人始終游離于于專利圈子之外，依靠專利吃飯的國外醫藥公司是不會免費製作針對中國人的藥物的。中國藥企如果努努力，也許能做出幾種針對中國人的藥物，但地球上的疾病千千萬，同樣的病，老外吃吃藥就好，中國人只能家人眼淚汪汪，怎麼想都是不舒服的。
對楊銳來說，PCR的利益也必須通過專利來體現。
而為了牢牢的抓住PCR的專利權，楊銳亦是不惜血本，李章鎮找來的律師不僅履歷漂亮，職業生涯可圈可點，收費亦是可圈可點，從踏上飛機開始算錢，每小時300美元的收費，意味著光是到北京市，就要楊銳數千美元，整個案子下來，少說得一個星期時間，起碼得五萬美元。
84年的5萬美元，放在美國也是一個普通教授的工資了。這還只是採證的時間，後續的專利申請可能耗時數月乃至數年，還有的是花銷。
所以說，專利是有錢人的專利，是馬太效應的體現。然而，在保護自己的權利的各種方法中，專利立法是最便宜簡單的。
在等待律師辦理入境事宜的時間裡，楊銳再接再厲，繼續實驗。
如果是中式的人物傳記，或許凝膠做出條帶就算是大功告成了，然而，真實的實驗室，從來都只講究真實的證據。
研究做到一半，把最寶貴的靈感都表現出來就不做了，然後被人搶了研究成果的傻瓜，不知凡幾。
楊銳先是在錄像機的全程拍攝下，又將原來的實驗做了一遍，幸運而理所當然的得到了相同的結果。
順便花了上千美元的錄像帶錢。
如流水般嘩嘩的花了出去的錢，看的黃茂也是眼皮直跳。
身為實驗室的副主任，黃茂覺得自己有責任規勸楊銳，最重要的是，他和塗憲、王曉芸辭職來到華銳實驗室，並不僅僅看重了高薪，他們還希望在這個改革的時代，能做出一番事業來。
如果華銳實驗室因為楊銳的胡作非為而倒閉的話，無論事業還是高薪，都將是無根之萍。
不過，規勸也是應該講究方法的。
黃茂首先研究了楊銳的工作，認真了解他的工作內容，接著，黃茂搶在楊銳開始新一輪的實驗和拍攝前，拉著楊銳道：「我想提出一個意見。」
「你說。」楊銳目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狀態，精神也高度集中。
黃茂理解這種狀態，因此，黃茂也是從研究方面道：「我覺得你現在沒必要進行拍攝，因為你的實驗並不完備。你沒有對照組，我覺得，攝像起碼應該等到有對照組，最好是對照組都做出來以後，重複實驗的時候再拍，你說是不是？」
對照組和多項試驗是現代科研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沒有它們，就不能通過常規的科研評測。
楊銳早有準備的道：「我知道，之前，我首先要進行的工作是證明擴增可行，現在我證明了，之後我會將包括對照組在內的實驗補齊，這也是我下一階段的主要工作，為了節省時間，我還是想邊拍邊做。」
直到目前為止，楊銳仍然不能就學術意義上證明PCR成功。
PCR複製的是DNA，DNA在顯微鏡下能看到，但要證明PCR複製出來的都是想要的DNA——這是關鍵——是需要一系列的理化檢測的。
換言之，楊銳知道自己做出來了，他還要證明自己做出來了，才會得到學術界的認可。
如果是宗教，這時候就是「信則靈不信則不靈」的時候了，科學沒有這種毛病，評估一種方法的現實性和可操作性，是有一定之規的。
楊銳在前面幾個月里準備的儀器和資源，大部分是為了證明而準備的。
黃茂恰恰是看著這些儀器和資源心疼，勉強笑道：「你以前不是做完實驗就發表論文，然後讓同行們去給你查遺補缺嗎？我還是覺得這種方法好，效率高，省錢，省時間。」
「我以後可能仍然喜歡這種辦法，唯獨這個實驗不行，我要自己做完所有的對照實驗，還有其他該做的實驗。」楊銳可不準備把任何一點功勞分出去，哪怕這並不會影響他的榮譽。
黃茂愁容滿面：「所有的對照實驗？那多少？」
「大概30個左右吧。」楊銳嘆了口氣，這個工作量是著實不小的。
黃茂卻已是瞠目結舌：「你就這麼看好這個項目？」
「非常看好，你想想看，他能用幾十個小時的時間，將一條DNA擴展到幾十億條，這個用途太大了。」
對學術討論，黃茂向來是有一說一的道：「我們有必要生產那麼多DNA嗎？還是相同的DNA？」
「當然有必要，這是量變引起質變的過程，非常重要。」楊銳立即開始講述PCR的重要作用：「PCR可以簡化克隆步驟，可以消除反應本底，強化雜交信號，大量DNA的合成，還能讓實驗室里的樣品處理變的更容易，我們可以輕易的給實驗樣品做出拷貝，而且拷貝的結果可行。」
「拷貝的結果可行，目前還不能確定吧。」黃茂並不因為楊銳是老闆而有所偏頗，認真的道：「凝膠中的DNA是擴增了沒錯，但是不是有雜質，還不好說。」
任何論文都可以寫出成千上萬字的重要作用，可基金會批准的時候，仍然有成千上萬的項目被放棄。
黃茂沒有就實驗本身繼續說下去，而是換了一個角度勸道：「現在的生物技術的熱點是抗癌藥物。你看美國的藥谷，能夠得到經費的，要到風險投資的，都在做抗癌藥物，咱們雖然不說也要跟風做這個，但這個項目，實在沒必要投入太多的資金。」
最後一句話，才是黃茂談話的主要目的。
華銳實驗室的資源是有限的，楊銳對PCR項目傾注的資源，已經影響到了其他的項目。
楊銳想都沒想就拒絕，開玩笑，華銳實驗室成立之初的目標就是PCR，如果有必要，他會將所有資源傾注在PCR項目上。
然而，楊銳還是想了一下，細心解釋了起來。
做出成果是第一步，證明成果是第二步。
而證明成果，就需要這群小牛們?幫忙了，楊銳不得不開始人生第一次的說服式教育：論我的項目有多牛！
李文強、張學通、塗憲等人都圍攏了過來。他們現在都是科研猿的幹活，與科研狗的最大不同，就是允許擁有自由意志和自由思想，畢竟屬於靈長類動物了，如果說實驗室里的體力活是屬於科研狗的，那腦力活就是科研猿的。
而要讓動腦子的人努力工作，就得讓他們理解和贊同你。
這是每名實驗室管理者都要面臨和解決的問題——尋求理解和贊同。
愛迪生需要解釋為什麼換燈絲，而不是燈頭；奧本海默需要解釋為什麼選擇內爆式而非槍式；阿波羅登月計劃也需要解決太空梭還是宇宙飛船的選擇困難。
除了向手下解釋，向投資人和老闆解釋和推銷自己，亦是實驗室負責人的主要工作。
楊銳以往的學術經驗幫不上多少忙，倒是做補習班的時候，每天給學生家長做解釋，鍛鍊了他的說服能力。
楊銳乾脆就將幾個人當做學生家長，開始推銷自己的項目與方案。
李文強等人連上門推銷都沒有經受過，哪裡是楊銳的對手，一會兒就聽的不自覺點頭起來。
……